这件事要从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江城的一户普通人家说起。
这户人家姓李，住在江城的老城区。那时候，国家的整体生活水平已开始缓慢好转，老百姓家里揭不开锅的极端情况确实少见了，但要说过得多么宽裕幸福，却还远远谈不上。李家人口简单，只有老两口和两个早已成年的儿子。然而，这个家庭却背负着无比沉重的厄运——两个儿子不知在何处，双双染上了当时令人闻之色变的“肺痨”，也就是肺结核。
在当时的医疗条件下，这种病一旦患上，几乎等同于被宣判了漫长的死刑，要么依靠昂贵且难以持续的药物治疗勉强维持，要么就只能眼睁睁看着生命枯萎。高昂的药费迅速榨干了这个本不富裕的家庭，使得他们的生活捉襟见肘，连吃饭都成了需要精打细算的难题。
雪上加霜的是，李家的二儿子，不但患有严重的肺结核，还伴有着极其严重的精神疾病。他的病并非寻常的抑郁或自闭，按现在的说法，是典型的狂躁型精神病，具有强烈的攻击倾向。一旦发作起来，力大无穷，性情暴戾，七八个邻居壮汉合力都常常制不住他。而且，这个患病的儿子有个极其古怪的特点：无论发病时多么狂暴难抑，只要拿到一串糖葫芦，就能奇迹般地慢慢平静下来。
这在当时是个大难题。糖葫芦并非四季常有的零食，尤其是能让他安静下来的那种，据说必须是用河北蓟县产的那种硬邦邦的大山楂，去核后挂上晶莹的糖壳才成。夏天没有山楂上市，他若发病，家人便只能硬扛着。即便是冬天，糖葫芦对李家来说也是价格不菲的“高档零食”，不能轻易购买。通常，他发作时，家人先是尝试用绳子捆缚，或用凉水泼醒，只有到了万不得已、实在无法控制的境地，才会咬牙去买一串糖葫芦来。
而他认准的糖葫芦，还必须是城南一个姓陈的人家做的。这陈师傅没有店面，就在自己家里熬糖制作，但因手艺精湛，所谓“酒香不怕巷子深”，每到山楂上市的季节，他家门口总是排着长队。
这疯子的另一个症状，则是让所有知晓此事的人都感到心底发毛，觉得邪门。他一旦发病，眼中所见之人，全都变成了“鹅”。他指着父亲喊“鹅”，对着邻居叫“鹅”，甚至在最严重的时候，曾持刀追砍自己的母亲，在院子里狂奔，嘶吼着：“妈是只大鹅！我今天非要宰了你！”即便身边空无一人，他也常会缩在角落，满脸惊恐地对着空气挥舞，嚷嚷着有一只“巨大的鹅”在追他。人们问他鹅有多大，他比划着，眼神涣散地说：“两人高！就在后头追我！你们闪开，我要弄死它！”
因此，每次他发病，在他扭曲的认知里，整个世界的人都变成了可憎的鹅。街坊四邻私下议论，都说这孩子怕是“撞了邪”。老江城人，吃鸭子的常见，但鹅却极少出现在餐桌上，尤其在那个年代，城市里几乎没人养鹅。这“鹅”的意象，到底从何而来？无根无据，更添诡异。
这样提心吊胆的日子，一晃过了五六年。直到有一天，一场惊天惨案打破了表面的平静。
之前提到的，那位做糖葫芦的陈师傅家，有人惊慌失措地报了警。警方和邻居赶到现场，院内的景象让见多识广的老民警都倒吸一口凉气——陈师傅一家四口，无一幸存，横尸院内屋内，死状极惨。初步检查，所有死者身上都有多处深可见骨的砍伤，凶器推断是普通的家用菜刀。凶手杀人意图极为坚决，刀刀致命，有些砍偏的力道甚至将门框都劈裂了木茬。整个现场血腥弥漫，凶手的目的明确：不留一个活口。
陈师傅一家以做糖葫芦为生，兼做些木匠活，为人本分和善，街坊口碑很好，不像会结下如此深仇大恨的人。警方调查一时陷入僵局。然而，就在现场排查时，有邻居向警方提供了一个关键线索：当天下午，曾看见一个浑身湿漉漉、眼神慌乱的年轻男子，疯疯癫癫地从陈师傅家跑出来，那人正是常来买糖葫芦的熟客之一。
警方根据这条线索，在附近迅速排查，不到二十分钟，便锁定了此人的住所——正是李家的那个精神病儿子。
民警赶到李家时，那人正坐在屋里，若无其事地吃着晚饭。面对警方的质询，他竟毫不否认，反而理直气壮：“是我干的，怎么了？我不就是去那家杀了一屋子大鹅吗？关你们什么事？”态度甚至比办案警察还要强硬。警方当即将其制服，戴上手铐押回局里。
押解路上，这人一直反复嘟囔：“砍死了几只大鹅……有高的，有矮的……死了还嗷嗷叫……”几个经验丰富的老警察一听这颠三倒四的话，心里便是一沉，意识到这很可能是一起精神病患者制造的惨案，案情会变得非常棘手。
果然，回到局里正式讯问时，嫌疑人满嘴胡言乱语，逻辑全无，确诊为严重精神疾病无疑。但灭门惨案非同小可，即便嫌疑人有病，必要的笔录和调查程序也必须走完。
就在审讯室内围绕一些荒唐“口供”纠缠不清时，门外传来急促的敲门声。一名负责现场勘查的年轻警员有紧要情况需要汇报。据后来讲述此案的老警察说（他正是当时参与办案的人员之一），那位年轻警员虽然从警时间不长，但观察力非常敏锐。他在陈师傅制作糖葫芦的灶台边，发现了一个用最大号牛皮纸信封装着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