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开一看，里面竟是几十个风干了的鹅喙（鹅嘴）。每个鹅喙上都刻画着一些难以辨认的、歪歪扭扭的奇特花纹。信封底部，还积着一层暗褐色的粉末，像是将这些鹅喙研磨后留下的。此外，灶台附近还散落着其他六七种料袋，经检查多是来自南方的特殊香料，本地人很少使用。最令人匪夷所思的是，灶台上一个大碗里，盛着满满一碗混合粉末，年轻警员初步判断，其主要成分正是鹅喙粉，混杂了那些南方香料。
年轻警员立刻检验了熬糖的锅和未卖完的糖葫芦，果然在糖稀和糖壳中都检测到了这种特殊粉末的成分。
老警察听到这番汇报，瞬间感到一股寒意从脊背窜起，汗毛倒竖！因为从抓获嫌疑人开始，这人嘴里就一刻不停地念叨着“鹅、鹅、鹅”，声称自己在现场杀的都是“鹅”。现在现场竟真发现了大量诡异的鹅喙和以此为原料制成的粉末，这离奇的关联让人头皮发麻。但这如何解释？难道吃了掺有鹅喙粉的糖葫芦，就会让人发疯，产生看到“鹅”的幻觉？这完全超出了常理认知。
接下来的日子里，这个案子在警方内部引起了种种猜测和遐想，大家都觉得碰上了无法用常理解释的怪事，但谁也给不出确切的答案。
大约三个月后，判决下来了。李家那个患病的儿子，因被鉴定为重度精神分裂症，无刑事责任能力，未被提起刑事诉讼，最终被送往一所封闭的精神病院，无限期强制治疗。
故事到这里似乎结束了，但那个巨大的谜团始终萦绕在知情者心头。讲述故事的老警察说，这个案子是他年轻时遇到的，成了心里一直过不去的坎。但后来工作繁忙，尘封的案卷渐渐被时间掩盖。
直到十五六年后的某一天，当时已升职的老警察接到报案，说在城郊“大杨坊”一带的农村，发现一个非法生产酱货的黑作坊，制作诸如酱肘子、酱豆腐干之类的食品。生产环境脏乱不堪，如同猪圈。报案人并非普通举报者，而是受害者家属——他家老人吃了从早市买来的该作坊酱货后，竟像上了瘾，每天非吃不可，而且越吃人越迷糊，一个多月后，彻底疯了。家属这才惊觉食物有问题，愤而报警。
起初，老警察并未将此事与多年前的糖葫芦灭门案联系起来，只当是又一起黑心作坊案。然而，当他带队赶到“大杨坊”的黑作坊现场，在肮脏的灶台边进行搜查时，一个熟悉的景象让他如遭雷击——又是一个鼓鼓囊囊的牛皮纸信封，里面装着的，赫然是风干的、画着怪异花纹的鹅喙，以及同样配比的混合粉末！与他十几年前在糖葫芦陈师傅家看到的，几乎一模一样！
老警察回忆说，当时他后背的汗毛“嗖”地一下全立了起来，冷汗瞬间湿透了内衣。十几年了！怎么还有人在用这东西？
这一次，他抓住了活着的使用者——黑作坊的老板。老警察暗下决心，一定要从这人口中撬出真相，给自己多年来的困惑一个交代。
然而，审讯结果却并不顺利。老板显然不是惯犯，进了警局吓得几乎瘫软，问什么答什么，态度极其配合，但说出来的内容却含糊不清、不得要领。他最终交代的版本是：多年前他去云南旅游（或办事），偶然结识了一位当地的“师傅”，那人自称有秘法，能将普通食物变得让人吃了还想吃，从此离不开。老板起初怀疑对方用了违禁药品，但那位“师傅”给了他一份采购清单，所列材料（包括鹅喙和那些香料）确实都是市面上能买到的普通东西，并不违禁。只是对方强调，每个鹅喙上必须亲手画上他传授的那种特定花纹，否则“就不灵验”。
老警察凭借多年的审讯经验判断，这个吓破胆的老板知道的恐怕也就这么多了，再追问也问不出更核心的秘辛。
此事之后，老警察始终耿耿于怀，利用各种机会向人打听。后来，他一位朋友的爷爷，一位早年曾在云南当过兵的老人，听完他的叙述后，给出了一个让老警察觉得相对“靠谱”的解释。
老人说：“云南那地方，早年间稀奇古怪的事情多了。我们当兵那会儿，有些当地的老师傅，本事邪乎得很，据说死了没多久的小动物，他们都有法子弄得好像还能动似的。所以你遇到这种用鹅嘴粉掺在吃食里，让人上瘾发疯的，不算最稀奇的。至于为什么有的人吃了只是上瘾，有的人却直接疯了，就跟吃药一样，体质不同，反应也不同。这应该是一种偏门‘蛊术’的变种或者残留，现在早就断了传承，会的人没几个了。就算有人知道点皮毛，也根本弄不明白真正该怎么用。像你说的这个，拿这么邪门的东西去鼓捣糖葫芦、酱肘子卖钱，我看呐，就是个半吊子，蠢货罢了。”
这个解释，连同那风干的鹅喙、诡异的花纹、疯狂的病人，以及两起跨越十多年的离奇案件，一起构成了这个令人脊背发凉的故事的全部。真相或许永远沉没在边陲秘术的幽暗传说里，只留下都市怪谈中，一个关于“鹅”的惊悚注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