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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九六年春天,西藏阿里军分区接到命令,要从新疆叶城接一批贵州籍新兵进藏。任务落在了我父亲赵卫国身上。他在西藏当了快二十年兵,什么风浪都见过,可这一趟,差点把他整个人的魂都搭进去。
出发前几天,部队在叶城休整。按照惯例,新兵进藏之前要去烈士陵园扫墓,祭奠那些长眠在高原上的前辈。那天上午,天灰蒙蒙的,风很大,卷着戈壁滩上的沙砾,打在脸上生疼。陵园不大,四周光秃秃的,墓碑一排排立着,被风沙磨得字迹模糊。新兵们穿着崭新的军装,站成两排,神情肃穆。
仪式一项一项进行。献花、默哀、三鞠躬。最后一项是烧纸钱和祭品。老赵蹲下来,把黄纸和金元宝拢在一起,用打火机点着。火苗起初很小,被风吹得东倒西歪,忽明忽暗。老赵用手拢着,等火势起来才松手。
可就在纸钱烧得最旺的时候,一阵怪风忽然卷过来。那风不是从外面刮来的,倒像是从地底下翻上来的,打着旋,呜的一声,把火苗猛地蹿起一人多高。火舌像活了一样,直直地朝队伍里两个新兵扑过去。那两个小伙子吓得往后跳,可火像是长了眼睛,追着他们烧。一个的裤腿被燎着了,另一个的帽檐被烤得卷起来,头发发出焦糊的滋滋声。旁边的人赶紧冲上去拍打,用衣服扑,用脚踩,手忙脚乱。
老赵站起来,盯着那两个新兵看了好几秒。一个是贵州毕节的,姓王,矮矮壮壮的,脸被火烤得通红;另一个是遵义人,姓李,瘦高个,嘴唇在哆嗦。老赵把烟头掐灭在鞋底上,声音沉得像石头:“你们两个,退后。别再靠近火堆。”
在场的人全看见了,谁也没说话,可心里都犯嘀咕。老赵当兵这么多年,在西藏见过不少解释不清的事,这种火追着人烧的征兆,他知道不吉利。当天晚上回到兵站,他翻来覆去睡不着,脑子里总浮现那两个人被火追着的画面。
后半夜,他做了一个梦。
梦里他站在一片荒野上,天是灰的,地是灰的,什么都没有。面前忽然出现两口棺材,黑漆漆的,崭新的,像是刚打好。棺材盖自己掀开了,发出吱呀吱呀的声音。从里面跳出两个女人,穿着红衣服,红得像血,红得刺眼,头发披散着,脸白得像纸,嘴唇却红得像要滴血。她们不说话,也不看他,从棺材里出来就朝远处跑。跑得很快,脚不沾地,裙摆在风里飘。
老赵发现她们追的方向,是白天被火烧的那两个新兵。他在梦里急得大喊,提着枪在后面追,可两条腿像灌了铅,怎么都跑不快。他喊那两个新兵的名字,喊他们快跑,可他们好像听不见,愣愣地站在原地。那两个红衣女人越追越近,越追越近,伸出白惨惨的手……
老赵猛地醒了。浑身是汗,被子湿了一大片,枕头都是潮的。他坐起来,摸出烟,点了一根。烟头的红光在黑暗里一亮一暗,他盯着那点光看了很久。心里明白,这事儿没完。
第二天,车队从叶城出发,往西藏阿里方向开。路不好走,全是盘山路,一边是峭壁,一边是悬崖,车轮压着石子,哗啦哗啦往下掉。海拔越来越高,新兵们开始出现高原反应,头疼、恶心、喘不上气,有人抱着氧气瓶不肯撒手。老赵让车队每隔一段就停下来休息,让新兵下车走走,适应一下。
第三次停车休息的时候,那两个新兵——小王和小李,忽然开始剧烈呕吐。不是晕车那种吐,是那种要把五脏六腑都翻出来的吐,吐出来的全是黄水。吐完就开始流鼻血,血止不住,顺着嘴角往下淌,滴在军装的前襟上,一片一片的暗红。接着耳朵、眼睛也开始渗血,眼眶里红通通的,像哭出了血泪。
老赵冲过去,可他已经知道来不及了。在这海拔六千多米的地方,氧气只有平原的一半,一旦突发脑水肿,根本没有抢救的条件。随行的卫生员手忙脚乱地打开急救箱,翻出药,可还没等针扎进去,小王的身子就软了,像一袋水泥一样瘫下去。小李比他多撑了十几分钟,嘴里一直在喊“妈”,喊着喊着,声音越来越小,越来越小,最后没了。
前后不到四十分钟,两个十九岁的孩子,就这么没了。
老赵蹲在地上,攥着拳头,指甲掐进肉里,掐出了血。他带过那么多批新兵,从来没有死在路上的。风呜呜地吹,吹得军车上的篷布啪啪响。他站起来,脸色铁青,对身边的通信兵说:“给军分区发电报,报告情况。”然后他转头看向远处灰蒙蒙的天际线,声音低得像从喉咙里挤出来的:“派一辆小车,把两个战士送去红柳滩兵站。让他们……入土为安。”
那个被派去送尸体的老兵姓刘,四川人,三十出头,跟了老赵好几年,是个胆大心细的老兵。他带着一个年轻司机,开着那辆解放卡车,后车厢里并排放着两具用帆布裹着的遗体,从车队分离出来,沿着荒凉的公路往红柳滩开。
一路上两个人谁也没说话。后视镜里,那两卷帆布随着车身的颠簸轻轻晃动,像两个沉默的乘客。老刘点了一根烟,又掐了,又点了一根。
到了红柳滩,天已经黑了。红柳滩兵站在一片荒滩上,几排低矮的平房,周围是望不到边的戈壁。兵站的战士早就接到了通知,在营区外面等着。他们告诉老刘,墓穴已经挖好了,就在兵站东边的一个小土坡上。
老刘看了看表,晚上七点多。天还没完全黑,但月亮已经上来了,又大又圆,照得地上的沙子白惨惨的,像铺了一层霜。他和司机把车开到土坡咽一声。
几个兵站的战士过来帮忙,七手八脚地把两具遗体抬下车。担架很沉,帆布在沙土上,沙沙沙地响。
刚走到半坡,走在最前面的一个战士忽然停住了。他手里的担架猛地往下一沉,差点脱手。老刘低声骂了一句:“干什么?抬稳了!”那个战士没回头,声音在发抖:“刘班长……你看……坡上头……”
老刘抬起头。
月光底下,两个挖好的墓坑旁边,蹲着两个女人。
穿着红衣服。不是粉红,不是暗红,是那种血一样的、鲜亮的、刺目的红。她们蹲在墓坑边,低着头,头发垂下来遮住了脸,一动不动,像是两尊红色的石像。月光照在她们身上,衣服的颜色暗下去又亮起来,像是有液体在流动。
老刘的汗毛全竖起来了。不是一根一根竖,是整片整片地炸,从后脑勺一路炸到尾椎骨。司机手里的担架“咣当”一声掉在地上,帆布卷滚出去,露出里面一双穿着军靴的脚。没人去捡。
一个本地兵小声说,声音像蚊子叫:“这……这哪来的人?这附近几十公里没有人烟,连个放羊的都没有……”
没人敢往前走。老刘咬了咬牙,把嘴里的烟头吐在地上,用脚碾灭。他压低声音说:“抬回去!快!”几个人像被电击了一样,七手八脚地把遗体重新搬上车,车门都没关好,司机一脚油门,卡车轰的一声蹿出去。老刘从后视镜里看到,那两个红影子还在坡上,一动不动。
回到兵站,老刘关上门,靠着门板滑坐到地上。司机蹲在墙角,双手抱着脑袋,浑身在抖。兵站的战士端来热水,老刘接过去,杯子在手里晃,水洒了一手。他拿起电话,拨了好几次才拨通老赵的号码。
电话那头,老赵的声音很沉:“办完了?”
老刘咽了口唾沫:“团长……没办成。”
“怎么回事?”
老刘把看到的一五一十说了。说到两个红衣女人蹲在墓坑边的时候,声音一直在颤。他描述她们的姿态——低着头,头发遮着脸,蹲在那儿一动不动,像是等了很久,又像是在守着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