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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话那头沉默了很久。久到老刘以为断线了，喂了两声。然后他听见老赵深吸了一口气，那口气吸得很长，像是在压什么东西。
“团长？”老刘小心翼翼地问。
老赵的声音忽然变了，不是严肃，是那种压着恐惧的冷静：“你看清了？两个？红衣？”
“看清了。月光很亮，看得清清楚楚。”
“她们的脸……你看见了吗？”
“没。头发挡着。”
老赵又沉默了。这次更久。老刘听见他在那头点烟，打火机咔嗒一声，然后是深深的一口吸气。
“明天，”老赵终于开口了，声音低得像从地底下传上来的，“赶在十一点之前，把人埋了。千万记住，十一点之前。不管看见什么，不要停，不要回头。埋完之后，在红柳滩住几天再回来。别跟任何人说这件事。”
老刘想问为什么，电话已经挂了。听筒里只剩下嘟嘟嘟的忙音。
那一夜，老刘没睡着。他躺在兵站的硬板床上，盯着天花板，脑子里反复出现那两个红影子。月光、墓坑、垂下来的头发、一动不动的姿态。他翻来覆去，床板吱呀吱呀地响。隔壁屋的司机也没睡，他听见那边一直在翻身。
第二天一早，天刚蒙蒙亮，老刘就带着人去了土坡。东边的天际线刚泛起鱼肚白，戈壁滩上还笼罩着一层灰蓝色的薄雾。他特意看了一眼时间——早上七点二十。
墓坑还在，两个挖好的长方形的坑，像两张张开的嘴。旁边空空荡荡，什么也没有。那两个红衣女人不见了。
老刘站在坡顶，环顾四周。戈壁滩一望无际，连个鬼影都没有。风吹过来，卷起一层细沙，打在脸上。他蹲下来，抓起一把土，攥了攥，松手，让土从指缝里漏下去。
“挖得不错。”他对兵站的战士说。没人回答。
几个人七手八脚地把两具遗体从车上抬下来，抬到坡顶。老刘解开帆布，看了一眼小王的脸。脸已经肿了，青紫色的，嘴唇外翻，眼睛半睁着，瞳孔浑浊。他把帆布重新盖好，深吸一口气，对其他人说：“来，动手。”
他们用绳索把遗体慢慢放进墓坑，调整好姿势，然后把头摆正。老刘最后看了一眼，才挥手让人填土。铁锹翻飞，沙土哗哗地落下去，打在帆布上，闷闷的。老刘一直盯着手表，分针一格一格地走。最后一锹土拍实的时候，他看了一眼表——十点四十一。
他长长地吐出一口气，才发现自己一直在憋着。胸口闷得发疼。
墓碑是早就准备好的，两块木板，上面用毛笔写着名字和籍贯。老刘把木板插在坟前，用石头压住。他蹲下来，看着那两块白木板上的黑字，嘴唇动了动，想说点什么，又不知道该说什么。最后他站起来，拍了拍膝盖上的土，对司机说：“走吧。”
回到兵站，他们在红柳滩住了五天。那五天，老刘哪儿也没去，每天就在营区里转悠，抽了很多烟，喝了很多茶。他不敢往东边那个土坡看，可又忍不住看。每次看过去，土坡安安静静的，只有风在吹，只有沙在跑。那两块白木板远远地立着，像两根手指头，指着天。
五天后，老赵打来电话：“回来吧。路上小心。”老刘和司机开车回了西藏军营。到营区的时候，老赵亲自在门口等着。他没穿军装外套，只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衬衫，领口敞着，人瘦了一圈，眼窝凹进去了。
那天晚上，老赵在自己宿舍里摆了一桌酒。两个菜，一碟花生米，一碟午餐肉，开了两瓶好酒，是他在军分区藏了好几年的。他给老刘满上一杯，给自己满上一杯。
老刘憋了好几天，终于忍不住了，端起杯子没喝，先开了口：“团长，那两个女人……您是不是知道什么？”
老赵端着酒杯，没看他。他看着窗外，窗外是黑漆漆的夜，远处的山影像蹲伏的巨兽。
“我做了一个梦。”老赵说。他的声音很平，像在念一份报告，可握着酒杯的手在微微发抖。“出发那天晚上。梦见两口棺材，从里面跳出两个穿红衣服的女人。她们追着小王和小李跑，我在后面追她们。怎么追都追不上。”
他喝了一口酒，喉结上下滚动了一下。
“你跟我说看见两个红衣女人的时候，我就知道了。跟我梦见的，一模一样。”
老刘张了张嘴，一个字也没说出来。他把那杯酒一口干了，酒辣得他嗓子发紧，眼眶发酸。
后来老赵再也没提起过这件事。他只是偶尔会梦见那两个年轻士兵。梦里，他们穿着干净的军装，熨得笔挺，领口的扣子系得整整齐齐。他们笑得挺开心，身边各站着一个漂亮的姑娘，穿着花衣裳，梳着辫子，脸蛋红扑扑的。
老赵在梦里问他们：“这姑娘是谁？你们什么时候认识的？”
那个姓王的士兵笑着回答，声音年轻得像春天：“团长，这不就是上次您带我们去那个墓园里认识的嘛。”
老赵每次梦见这个，就会从梦里惊醒。然后坐在床上，摸黑点一根烟，烟头的红光一明一暗，照着他花白的头发。他一直坐到天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