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是，在天启九年春天，淮河以北广袤的土地上，除了常规的小麦、粟米外，大片大片的田地里首次种下了成行的玉米和马铃薯。齐地的农夫们起初还有些忐忑，毕竟这两种作物从未见过，但靠着朝廷的承诺、补贴、提前支付的收购款，，以及详细的指导，最后的最后加之这一年风调雨顺，结果竟出乎意料的丰饶。
待到金秋九月，收获的景象简直让人瞠目结舌。玉米秆子长得比人还高，沉甸甸的棒子几乎要把秸秆压弯。马铃薯更是丰收得惊人，一垄垄挖下去，拳头大小的块茎密密麻麻，产量远超同等面积的小麦或粟米。特别是马铃薯，耐储存，不挑地，简直是应对饥荒和补充军粮的神器。
据统计院的初步估算，仅天启九年一年的新增粮食产量，光是马铃薯和玉米这两项，就使得淮河以北核心地区的粮食总产足以满足整个齐国所有人的基本口粮消耗！这意味着，齐国第一次在粮食安全上实现了战略性的自给自足，甚至有了大量盈余可以用于酿酒、喂养牲畜和战略储备。
粮食一多，心思就活络了。季达早在几年前就偷偷给石头灌输过一些现代化养殖的理念。如今潜龙谷这个曾经的“帝国核心工业区”，早已转型，前几年新建了齐国最大的综合农牧示范基地和种猪、种羊繁育中心。在季达“若有若无”的启发和农业部畜牧司的技术支持下，万石头带领着一批从格物院（现皇家研究院）农业分院出来的学生，鼓捣出了“标准化圈舍”、“科学饲料配方”、“疫病防治流程”等一系列新玩意儿。
但羊的饲养还是不如猪来的效率高，在季达刻意的引导推广下，猪肉也慢慢的上了各家的餐桌，有利可图后，养猪的流程也慢慢的被更加的“科学化”了起来，随之而来的就是饲养周期缩短了，出肉率提高了，肉质也更好了。
最后到了百姓面前就是，供应稳定，肉价便宜，普通人吃的起了。沂州、建康、济南等大城市的酒楼饭庄里，各种以猪肉为主料的菜肴花样翻新，什么“红烧肉”、“酱大骨”、“把子肉”、“小炒肉”、“水煮肉片”……全都不是什么稀罕玩意儿了。就连寻常百姓家，逢年过节或者农忙结束时，一家人割上两三斤五花肉、买上一副猪下水打打牙祭，也不再是遥不可及的梦想。《全民公报》甚至报道，在淮河以北的一些富裕村落，普通农户“偶尔也能吃顿荤食”已成为常态。这放在几年前，简直是天方夜谭。
杜衡拿着财务部年终报告的时候，激动得手都在抖：“陛下，粮价稳中有降，肉价持续走低，百姓饮食结构改善，这是亘古未有的盛世之兆啊！民心稳矣，民心稳矣！”
季达笑着点点头，心里却在想：“这才哪儿到哪儿，等以后油脂多了，油炸食品普及，那才叫真正的‘油脂自由’呢。我跟你说，你别不信，到时候放屁都能油了裤裆！”说罢，几人就哈哈大笑了起来。
不过，粮食和肉类产量过剩也带来了新的问题，运输和储存。大量的余粮需要运往缺粮地区（如江南部分新开发区域或备战前线），大量的活猪活羊需要运往消费市场。现有的铁路和公路网虽然发达，但在水运方面，尤其是南北向的内河航运，仍是短板。
这便引出了第二项让后世史学家赞叹不已、也让同时代对手望尘莫及的超级工程——大运河的提前诞生。
当然，季达不会傻到直接喊出“修隋唐大运河”的口号。他只是以“促进南北物资交流、加强国防运输能力、便利商旅民生”为由，授意水利部联合交通部、工部，搞出了一个庞大的“全国水系联通与航道升级改造总体规划”。规划的核心，便是以黄河、淮河、长江三大水系为骨架，通过开凿新河道、疏浚旧河道、修建船闸等方式，构建一个贯通南北、连接东西的内河航运网络。
其中最为关键、也最为浩大的第一期工程，便是打通淮河与黄河之间的水道连接，并大幅拓宽、加深淮河以北主要运河段（相当于后世隋唐大运河的江北段雏形）。这份计划书提交到众议院时，毫不意外地引发了激烈争论。
反对派（主要是心疼钱的议员）跳着脚喊：“陛下！此工程耗资之巨，恐将耗尽数年国库盈余！且征调民夫无数，恐扰民生，重蹈暴秦覆辙啊！”
“是啊，陛下，我大齐现在处处都是用人的地方，铁路修建需要人、粮食种植也需要人，基础建设更是离不开人，哪还有多余的人力用在修运河上。”
支持派（以杜衡、交通部长郑轨、水利部官员以及淮河以北各州郡议员为主）则据理力争：“此乃功在当代、利在千秋之举！运河一通，南北货物流转成本可降低七成以上！漕粮北运、兵员调动、商旅往来，无不便捷十倍！沿途州郡必将因口岸而兴，长远收益远超眼前投入！”
“我大齐并未像暴秦那样重赋重徭，咱们用人可是全凭资源，给够钱，又管饭。百姓还是支持咱们大齐建设的！”
双方在议政大殿吵得唾沫横飞，拍桌子摔文件的事都差点干出来。
最后，还得季达出面“劝架”。他没讲太多大道理，只是让财政部算了一笔账：“诸位爱卿且看，若无运河，每年从江南北运漕粮百万石，损耗几何？运输成本几何？沿途损耗与贪腐几何？运河一旦修通，这笔损耗至少减半！十年省下来的钱粮，足以覆盖大部分工程开支。再者，运河沿线将兴起多少新市镇？新增多少税收？这笔账，算得过来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