付红俊被调离那天，后勤科的走廊里飘着淡淡的消毒水味。老张头推着板车经过时，特意往户籍科门口望了一眼——李姐正蹲在地上捡碎玻璃，阳光从窗口斜斜地照下来，在她发间落了点金粉。那是付红俊摔的杯子，临走前他扯着嗓子喊“这破地方谁爱待谁待”，玻璃杯砸在地上，碎片溅到了李姐的裤脚，划出个小小的口子。
“李姐，我来捡。”老张头放下板车，从口袋里掏出手帕。他知道李姐有洁癖，见不得地上有一点脏东西，以前付红俊总把烟头摁在窗台上，都是李姐拿着酒精棉一点点擦干净的。
“没事，我来就行。”李姐摆摆手，指尖捏着碎片的边缘，动作轻得像在拈一片羽毛。她今年三十六岁，眼角刚有了点细纹，笑起来的时候会微微上扬，像月牙儿。只是这阵子总皱着眉，那道月牙儿就变成了浅浅的沟壑。
板车轱辘碾过地砖的声音渐渐远了，李姐把最后一片碎玻璃扔进垃圾桶，直起身时腰“咔”地响了一声。她捶了捶后背，想起十年前刚到户籍科的时候，二十出头的小姑娘，搬着几十斤重的档案盒能一口气跑三楼，现在不过是蹲了两分钟，就觉得骨头缝里透着酸。
后勤科的新排班表贴出来时，李姐正在给饮水机换水桶。孙萌萌举着手机跑过来：“李姐你看，新表！以后再也不用半夜起来给值班室送钥匙了！”屏幕上的表格排得整整齐齐，每个时段的职责写得明明白白，连“给绿植浇水”这种小事都标了负责人。
李姐放下水桶，水珠顺着指尖滴在地上，晕开小小的湿痕。她记得以前的排班表，付红俊总是用圆珠笔在纸上乱涂乱画，“李姐代班”四个字写得尤其大，有时候一周能出现四五次。有次她女儿发烧，正抱着孩子在医院排队，付红俊一个电话打过来，说“我今晚有事，你去值个班”，她咬着牙答应了，挂了电话就抱着孩子掉眼泪。
“这表……谁做的？”李姐的声音有点发颤。
“好像是凌云哥弄的。”孙萌萌把手机往她面前凑了凑，“你看这备注，‘女同志夜间值班不超过两次’，肯定是他考虑到咱们了。”
李姐望着屏幕上那行小字，突然想起昨天下午，凌云抱着一摞档案经过，看见她趴在桌上揉腰，轻声问了句“李姐不舒服？”。当时她只摆摆手说没事，没想到这孩子记在了心上。
凌云的工位搬回户籍科那天，阳光正好。他抱着显示器经过窗口时，李姐正在整理群众填错的表格——以前这些表格堆得像座小山，付红俊说“留着也没用，扔了吧”，是李姐拦了下来，说“万一群众回来找呢”。现在她正用订书机把表格按日期订好，指尖划过那些歪歪扭扭的字迹，突然觉得心里敞亮了不少。
“李姐，帮我递下螺丝刀。”凌云的声音从办公桌那边传来。他正蹲在地上装主机，蓝色的警服袖口卷到手肘，露出小臂上淡淡的疤痕——那是上次帮群众搬煤气罐时被划的，李姐当时还数落他“干活不知道小心点”，转身就去医务室拿了碘伏给他涂。
李姐放下订书机，从抽屉里翻出螺丝刀递过去。指尖碰到他手背时，感觉烫烫的，像揣了个小太阳。她突然想起凌云刚到户籍科的样子，二十岁出头，穿着洗得发白的警服，站在门口手足无措，连叫号机怎么开都不知道。
“这机器咋总卡壳？”当时她正对着打印机叹气，那台老式打印机是十年前淘汰下来的，总爱卡纸，付红俊说“凑合用吧，换新的浪费钱”。凌云凑过来看了看，伸手拍了拍机器侧面，说“我试试”，结果真给修好了。从那以后，科里的电脑、打印机、叫号机，只要出了问题，大家都喊“凌云，来看看”。
“当年你刚来的时候啊……”李姐蹲在他旁边，看着他熟练地拧螺丝，话没说完就被打断了。
“李姐又要讲‘想当年’啦？”赵晓冉抱着一摞文件经过，笑着打趣，“上次你说教凌云哥用鼠标，结果他反手帮你把蓝屏的电脑修好了，这事我可记得清楚。”
李姐的脸“腾”地红了。其实她哪教过凌云什么，反倒是这孩子，帮了她不少忙。有次女儿学校要做成长档案，她对着电脑愁得睡不着，是凌云连夜帮她设计了模板，还打印出来装订好，说“李姐你看这样行不行”。第二天她拿着档案去学校，老师都夸做得漂亮，女儿搂着她的脖子说“妈妈，那个警察叔叔好厉害”。
档案室的门重新锁上时，李姐正在给窗台的绿萝浇水。那扇门以前总敞着条缝，付红俊说“透气”，其实是为了方便他偷偷拿里面的旧报纸卖钱。有次李姐撞见了，想说他两句，又怕伤了和气，只能假装没看见，转身就把自己家的报纸抱来填补空缺。
“锁好了？”凌云把钥匙放在抽屉里，抬头看见李姐望着门缝出神。
“嗯。”李姐点点头，水珠顺着绿萝的叶子滴下来，“以前总觉得这门敞着，心里也慌慌的，现在锁上了，反倒踏实了。”她顿了顿，补充道，“这钥匙……就放你抽屉里吧，我这记性，怕弄丢了。”
凌云笑着应了。他知道李姐不是记性差，是把这份信任交在了他手里。就像去年冬天，她把科里的备用钥匙交给他保管，说“你办事细心，我放心”，其实那时候她刚因为付红俊弄丢钥匙被局长批评过，心里正委屈着呢。
户籍科的窗口前，排队的队伍肉眼可见地短了。李姐坐在窗口后，看着群众递进来的身份证，手指在键盘上敲了几下，系统“唰”地跳出信息——陈雪那边的数据分析系统已经把材料审核好了，连照片都是现成的。她记得以前，光是核对一张居住证的信息，就得翻半天档案，有时候群众急着赶车，在窗口前直跺脚，她心里比谁都难受。
“张大爷，您的居住证好了。”李姐把证件递出去，指尖碰到老人粗糙的手掌。张大爷住在隔壁小区，儿子在外地打工，每次来办业务都拄着拐杖，以前得折腾一上午，现在二十分钟就搞定了。
“小李啊，你这手真巧。”张大爷接过证件，笑得满脸褶子，“我家老婆子总说，现在办事比以前顺多了，上次她来领养老金资格认证，你还帮她调了手机字体大小呢。”
李姐的脸又红了。她记得那位老奶奶，眼睛花得厉害，手机屏幕上的字调得特别大，像小一号的报纸。当时她帮老人操作完，老人从布包里掏出个苹果塞给她，说“自家种的，甜着呢”。
“李姐，今天又能提前下班啦？”孙萌萌看着她把最后一份户籍证明递给群众，笑着打趣。窗外的阳光落在李姐的发间，她摘下老花镜——其实她才三十六岁，眼睛还没花，只是常年盯着电脑屏幕，总觉得有点模糊——揉了揉眼角，语气里带着点不可思议：“以前忙得连喝水的功夫都没有，现在……”她看了眼墙上的挂钟，才下午三点，“居然能歇口气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