玄奘法师动用唐太宗所赋予的特权，徵召了很多具有才华的僧人，来帮助自己进行工作。
这其中，来自长安会昌寺的的辩机和尚，无疑是其中的佼佼者。
辩机对玄奘法师在西域诸国的见闻很感兴趣，所以玄奘法师將《大唐西域记》的编纂工作交给了他。一般是玄奘法师口述，辩机和尚负责记录和整理，最后將书稿拿给玄奘，进行最后的修改审核。
在写这本书的时候，玄奘法师还会想起，在天竺见到那些令人印象深刻的场景。
在抵达天竺之前，玄奘一直认为，天竺是世界佛学中心，那里肯定是一片佛国净土，百姓一心向善，安居乐业，上层亦是品行高尚之辈。
但真实接触到的场景，与玄奘法师的设想相去甚远。
他在达舍卫城、蓝毗尼、拘尸那揭罗、甚至是佛陀故乡迦毗罗卫游歷时，都见到了佛像残破、寺庙荒芜、僧侣改变信仰的淒凉景象。
天竺诸国的社会矛盾，也是异常尖锐。
占据人口数量最多的贱民阶层，受到整个社会的压迫和歧视。
而婆罗门阶层掌握著最好的资源，他们內部通婚，把持著社会的方方面面。
实际上，佛学之所以在天竺產生，与当地底层百姓生活极度困苦，需要心灵寄託的现实状况，存有极大关联。
在佛教的最高学府那烂陀寺，玄奘在学习高深佛学的同时，也敏锐地看出，天竺佛学的没落，似乎已经是不可避免的危局。
对於这一点，视佛学研究为终身追求的玄奘法师，其实是非常痛心的。
有一次，玄奘在游歷途中，曾经见到过一尊被推倒的观世音像，泥土已没至胸口。
当地人相信，若观世音像完全埋入土中，则预示著佛教的彻底消亡。
玄奘见此情景，悲从中来，当即哭倒在地。
这一切，与天竺佛学变得越来越“难”，越来越精英化，有很大的关係。
试想，当佛学变成曲高和寡、只有婆罗门才能学懂的高深学问时，它必然失去基本盘，也就是那些终日蝇营狗苟、生活在痛苦之中的吠舍、首陀罗、达利特。
玄奘法师非常庆幸，他赶在佛学彻底破败之前，拿到了最后的一批真经。
如果他晚出生一百年，佛学在天竺近乎绝跡，很多东西都会消失在歷史的尘埃之中。
很多经典著作，就再也无可挽回，甚至无人知晓。
当然，玄奘法师並不知道，帮助他进行书籍写作的辩机和尚，看似是个专心钻研佛学的大好青年，暗地里却是个裴如海那样的银僧。
此人趁著在弘福寺的机会，与一眾高官显贵的妻女打得火热。
这其中，就包括唐太宗的好大女，房玄龄的儿媳妇，高阳公主。
……
在水上飘荡了几个月的李祐，回到桐柏山寨时，颇有种脚踏实地的感觉。
人类，毕竟是一种陆地生物。
山寨的人口数量持续上升，大家都很忙碌。
前期已经有铜锭送达山寨，阴宏智花费极高的代价，从洛阳请来高手匠人，精心雕刻出开元通宝的“母钱”，並从鄂州购得大量的铅。
经过几轮试验，终於成功实现“母钱翻砂法”，铸造出与朝廷所制铜钱一般无二的钱幣。
后世《天工开物》对母钱翻砂法的记载为：凡铸钱模以木四条为空匡，填实匡中，以母钱百文布置其上，合盖之，隨手覆转，冷定解绳开匡，则磊落百文，如花果附枝。
与铜元素相比，铅元素在国內的储量非常丰富，所以比较容易获得。
初唐时期，钱幣的铜铅比为八比二，至晚唐时滑落到六比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