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疆孤影：三国时期东吴与辽东公孙渊关系考述
东汉末年，天下分崩，群雄割据之势渐成。在江东立国的孙氏政权与盘踞辽东的公孙氏势力，虽隔曹魏千里之遥，却因地缘政治的微妙平衡产生了复杂交集。
辽东公孙氏自中平六年（189）公孙度据郡始，历三世四主，割据辽东近半世纪；东吴则经孙坚、孙策奠基，至孙权时期形成三分天下有其一的格局。
公孙渊执政辽东（228-238年）的十年间，双方从试探性接触到封贡结盟，终至反目成仇，这段关系不仅深刻影响了三国后期的战略态势，更成为研究汉末边疆割据势力外交博弈的典型案例。
本文结合《三国志》《资治通鉴》等史料，梳理东吴与公孙渊关系的演变脉络，剖析其背后的政治逻辑与历史影响。
一、关系缘起：地缘博弈中的战略试探（建安至黄初年间）
东吴与辽东的早期联系，植根于汉末以来北方战乱与边疆割据的特殊背景。公孙氏割据辽东之初，便展现出“外倚鲜卑，内怀二心”的政治姿态，而孙权自执掌江东起，便始终寻求突破曹魏的战略包围，双方的早期接触虽零碎模糊，却已埋下后续交往的伏笔。
公孙度于中平六年（189）受董卓任命为辽东太守后，“东伐高句骊，西击乌丸，威行海外”，逐步建立起以襄平为中心的割据政权。
其子孙公孙康继位后，虽在官渡之战后选择依附曹操，斩袁尚、袁熙首级献予曹操以表臣服，但对江东政权并未完全隔绝。公孙渊后来在给魏明帝的上表中曾提及：“臣父康，昔杀（孙）权使，结为仇隙”，这一记载证实了建安年间孙权曾遣使辽东的史实。
关于此次通使的具体时间，史无明确定论，但据公孙度建安九年（204）卒、公孙康约于黄初元年（220）前后去世的时间线推断，其发生当在205至220年之间。
此时双方交往失败的根源，在于战略需求的错位与实力对比的悬殊。对公孙康而言，辽东与曹魏壤地相接，曹操已基本统一北方，依附曹魏是保全割据地位的必然选择，接纳东吴使节无异于引火烧身；
对孙权而言，建安年间其主要精力集中于巩固江东、争夺荆州，遣使辽东更多是试探性举措，尚未形成系统战略。此次“杀使结仇”的经历，成为双方关系中难以忽视的早期阴影，也为日后公孙渊的猜忌埋下伏笔。
黄初元年（220）曹丕代汉建魏后，对辽东采取怀柔政策。
公孙康死后，因其子晃、渊年幼，部众拥立其弟公孙恭为太守，魏文帝于黄初二年（221）三月“遣使即拜恭为车骑将军，封平郭侯”，正式确认了公孙氏的割据地位。
这一时期，东吴因夷陵之战新败，又与曹魏处于敌对状态，暂时无力经营辽东，双方关系陷入停滞。但公孙恭“懦弱无能，身又患病”的状况，为公孙渊日后夺权及重启与东吴的联系创造了条件。
值得注意的是，这一阶段虽无正式外交互动，但民间贸易的雏形已现。辽东盛产的名马、貂皮等物资，恰是东吴亟需的军用品与奢侈品；而江东的葛布、金玉等货物，在辽东亦有需求。
这种经济互补性，成为日后双方突破政治壁垒的潜在动力，正如孙楚在《为石仲容与孙皓书》中所言：“葛越布于朔土，貂马延于吴会”，生动揭示了两地物资交流的传统基础。
二、关系升温：公孙渊夺权后的外交转向（太和至嘉禾初年）
太和二年（228），公孙渊发动政变，“胁夺恭位”，自立为辽东太守。这一权力更迭成为东吴与辽东关系的转折点，公孙渊的投机性外交与孙权的北伐诉求相结合，推动双方从隔绝走向密切接触。
公孙渊夺权后面临的政治困境，是其寻求与东吴结盟的直接动因。他以“先斩后奏”的方式夺取政权，虽暂时控制了辽东局势，却始终未能获得曹魏的完全信任。
魏明帝虽迫于南方蜀吴压力，最终“遣使拜渊扬烈将军、辽东太守”，但对其猜忌从未消除。公孙渊深知，曹魏一旦解决南方威胁，必然会着手平定辽东，因此亟需寻找外部盟友以牵制曹魏。
此时的东吴，在孙权的治理下国力渐强，且长期与曹魏对峙，自然成为公孙渊的首要联络对象。
对孙权而言，与辽东结盟契合其“跨有荆、扬，联蜀制魏”的整体战略。黄龙元年（229）孙权称帝后，多次北伐曹魏均收效甚微，特别是在石亭之战（228年）击败曹休后，东吴虽掌握了淮南主动权，但仍难以突破曹魏的防线。
在此背景下，辽东的战略价值日益凸显：若能与公孙氏结盟，便可在曹魏东北边境开辟第二战场，形成“南北夹击”之势，彻底打破战略僵局。
此外，东吴地处江南，骑兵建设一直受限于马匹短缺，而辽东盛产名马，这一经济需求进一步强化了孙权经略辽东的决心。
双方的正式接触始于嘉禾元年（232）。这年三月，孙权“遣将军周贺、校尉裴潜乘海之辽东”，此次遣使的核心目的有二：
一是试探公孙渊的结盟意愿，二是开展马匹贸易。据《三国志·魏书·田豫传》记载，周贺使团浮舟百艘，规模浩大，可见孙权对此事的重视。
公孙渊对东吴使团给予了积极回应，“遣校尉宿舒、郎中令孙综称藩于权，并献貂、马”，正式表达了归附之意。
此次互动虽因曹魏的干预出现波折——魏将田豫在周贺返程途中于成山设伏，斩杀周贺——但并未阻断双方关系的升温，反而坚定了公孙渊联吴抗魏的决心。
嘉禾元年的遣使行动，展现了双方外交策略的精妙与风险。对公孙渊而言，他通过献貂马称藩既获得了东吴的认可，又未完全与曹魏决裂，保持了外交灵活性；对孙权而言，虽损失了主将周贺，但成功与辽东建立联系，实现了战略突破。
正如史家所论，此次交往虽有折损，然江东与辽东之通路自此打开，为后续结盟奠定基础。
值得注意的是，此次出使明确提及贸迁有获赍以名马，印证了贸易在双方关系中的重要地位，东吴以金玉珍宝换取辽东名马的交易模式初步形成。
三、关系顶峰：册封燕王与联盟的短暂建立（嘉禾二年）
嘉禾二年（233），东吴与公孙渊的关系达到顶峰。公孙渊的称藩上表与孙权的盛大册封，构成了三国时期边疆割据势力与南方政权结盟的经典事件，但这一联盟从建立之初便潜藏着破裂的危机。
公孙渊在嘉禾二年正月向孙权递交了一封措辞极尽谦恭的表文，成为双方结盟的关键契机。表文中，公孙渊极力渲染曹魏的，称其矫诬天命，僭作符玺，同时盛赞孙权德不再出，时不世遇，表示自己昼则讴吟，宵则发梦，日夜期盼归附东吴。他还承诺愿帅将兵马，奋戈先驱，配合东吴北伐曹魏。
这封表文精准击中了孙权的政治诉求：作为偏安江南的政权，东吴一直面临正统性不足的质疑，公孙渊的称藩无疑提升了孙权的称帝合法性；而南北夹击的承诺，更让孙权看到了突破曹魏包围的希望。
孙权接到表文后大悦，不顾群臣反对，决意对公孙渊进行隆重册封。同年三月，孙权任命张弥、许晏为正副使者，率领万人使团，携带金宝珍货，九锡备物，前往辽东册封公孙渊为，并加授都督幽州、青州牧等职。
此次册封的规格之高、使团规模之大，在东吴外交史上极为罕见：九锡备物是汉代以来册封诸侯的最高礼遇，万人使团则兼具外交、贸易与军事支援的多重功能。孙权此举的深意在于，通过给予公孙渊最大限度的政治认可与物质支持，巩固双方联盟，尽快实现夹击曹魏的战略目标。
然而，孙权的决定遭到了东吴重臣的一致反对，其中以张昭的劝谏最为激烈。张昭指出，公孙渊背魏惧讨，远来求援，非本志也，其称藩并非出于真心，而是迫于曹魏压力的权宜之计；若东吴贸然册封，一旦公孙渊反悔，若渊改图，欲自明于魏，两使不反，不亦取笑于天下乎？
孙权与张昭为此发生激烈争执，甚至案刀而怒吴人入宫则拜孤，出宫则拜君，孤之敬君，亦为至矣，而数于众中折孤，孤尝恐失计。
但张昭不为所动，坚持臣所以敢数犯颜色者，诚以太后临崩，呼老臣于床下，遗诏顾命之言故在耳，最终孙权掷刀致地，与昭对泣，却仍固执己见。
群臣的反对并非无的放矢，其核心担忧在于联盟的脆弱性：首先，地理阻隔使东吴难以对辽东提供有效支援，海道艰远，风波难测，一旦曹魏伐辽，东吴无法及时救援；其次，公孙渊的投机本性已有显露，其既向吴称藩，又未与魏决裂，双重外交的风险极高；最后，万人使团与大量珍宝的投入，若遭遇变故将造成巨大损失。后来的史实证明，这些担忧完全成为现实。
公孙渊在接到东吴使团与册封后，的确陷入了两难境地。一方面，东吴送来的金宝珍货让其极为动心；另一方面，他深知吴远魏近，若公开接受燕王册封，必然招致曹魏的军事打击，而东吴远在江南，无法提供即时支援。此时曹魏也对公孙渊施加了巨大压力，不仅在边境增兵，还派使者许以大司马、乐浪公的更高爵位。在利益权衡与军事威胁下，公孙渊最终选择背弃东吴，向曹魏妥协。
四、关系破裂：斩使献首与外交灾难（嘉禾二年至三年）
嘉禾二年（233）冬，公孙渊发动突然袭击，斩杀东吴使者张弥、许晏，将其首级送往洛阳，并吞并了东吴使团的兵马与珍宝，标志着双方联盟彻底破裂，也给孙权带来了沉重的政治打击与军事损失。
公孙渊的背盟行动具有明显的预谋性与残酷性。据《三国志·吴书·吴主传》记载，公孙渊恐权远不可恃，且贪其货物，诱斩弥、晏，其动机主要有三：
一是消除曹魏的猜忌，换取更高爵位；二是吞并东吴使团带来的巨额财富；三是清除东吴在辽东的势力渗透。为了向曹魏表忠心，公孙渊不仅斩杀正副使者，还传送其首于魏，并将东吴使团的兵资货物悉虏获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