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令人震惊的是，他对东吴派遣的万人军队采取了诱杀与收编相结合的策略，其兵多为渊所杀，余众遁走，仅有少数人辗转逃回东吴。
公孙渊的背盟立即获得了曹魏的回报。魏明帝拜渊大司马，封乐浪公，持节、领辽东太守如故，正式承认了他的割据地位，辽东的外部压力暂时解除。
公孙渊在给魏明帝的表文中，还刻意强调其父公孙康昔杀权使的旧怨，将此次斩使塑造成世仇得报的正义之举，试图彻底切断与东吴的联系。这种投机取巧的外交手段，虽暂时保全了公孙渊的地位，却也暴露了其反复无常的本性，为日后曹魏伐辽埋下了隐患。
东吴方面得知消息后，举国震动，孙权更是怒不可遏。据《三国志·陆逊传》记载，孙权闻渊斩送弥、晏，大怒，欲自征渊，声称要渡海击之，斩渊首以掷海。这一冲动决定再次遭到群臣的强烈反对，陆逊、薛综等重臣纷纷上书劝谏。
陆逊在奏疏中详细分析了亲征辽东的弊端：
一是海道险恶，风波难测，大军出征极易遭遇意外；
二是魏若袭我，首尾难顾，曹魏可能趁东吴主力北上之际进攻淮南；
三是辽东绝远，即使攻克，亦难镇守，得不偿失。薛综则以历史为鉴，指出辽东之地，蛮夷杂处，昔秦始皇遣蒙恬攻之，终不能守，劝孙权放弃亲征。
孙权最终接受了群臣的劝谏，放弃了亲征计划，但此次事件对东吴造成的损失极为惨重。从物质层面看，东吴损失了大量金玉珍宝与万名士兵，这在三国对峙的关键时刻是巨大的国力消耗；
从政治层面看，孙权的册封被公孙渊公然背弃，使者被斩首献魏，使东吴在天下人面前蒙受了奇耻大辱；从战略层面看，东吴开辟第二战场的希望彻底破灭，此后只能独自面对曹魏的军事压力。
孙权后来在与张昭的和解中，曾坦诚承认自己的失误：昔朕以幼冲，委政于卿，卿每进忠言，朕多不从。今渊背盟，皆朕之过也，可见此次外交灾难对他的打击之深。
值得注意的是，此次事件并未完全断绝双方的民间联系。据《三国志·魏书·公孙渊传》注引《魏略》记载，仍有少数东吴商人潜至辽东，与渊交市，以葛布换取貂马。但这种私下贸易规模有限，且缺乏政治支撑，已无法对双方关系产生实质性影响。
五、关系余波：公孙渊再求结盟与最终覆灭（景初年间）
公孙渊在背弃东吴后，与曹魏的关系并未如预期般稳固。随着双方矛盾的激化，公孙渊在景初元年（237）再次遣使东吴求援，但此时的东吴已吸取教训，双方的短暂接触最终随着公孙渊的覆灭而终结。
公孙渊与曹魏的裂痕始于景初元年（237）。这年，魏明帝派幽州刺史毋丘俭赍玺书征渊，要求其入朝。公孙渊深知入朝意味着失去割据地位，遂发兵逆于辽隧，与俭战，公开反叛曹魏。他自立为，改元，设置百官，并遣使持节，授鲜卑单于印绶，诱其侵扰北方，试图通过联合鲜卑牵制曹魏。
但此时的公孙渊面临着比嘉禾二年更为严峻的局面：曹魏已下定决心平定辽东，且鲜卑的支援极为有限，他不得不再次将目光投向东吴。
景初元年（237）冬，公孙渊派遣使者称臣于吴，乞兵救援，试图重续盟好。面对公孙渊的求援，东吴朝廷内部出现了分歧：部分大臣主张拒而不受，以报昔日斩使之仇；但陆逊、诸葛瑾等重臣认为，虽渊背盟，然魏伐辽东，于我有利，主张表面答应求援，实则坐观成败。
孙权最终采纳了后者的建议，他在给公孙渊的回信中表示当发兵遥为之势，以成将军之功，但实际上并未派遣一兵一卒，仅派使者前往辽东观其虚实。
孙权的谨慎并非没有道理。一方面，嘉禾二年的教训让东吴对公孙渊彻底失去信任，不愿再为其付出任何代价；另一方面，东吴此时正忙于应对曹魏在淮南的军事压力，无力分兵北上。
更重要的是，孙权已看清公孙渊必败的结局，选择坐观曹魏与辽东两败俱伤，符合东吴的战略利益。公孙渊对此虽心知肚明，但也只能厚待吴使，冀得外援，上演了一出外交闹剧。
景初二年（238）正月，魏明帝任命司马懿为帅，率领四万大军讨伐公孙渊。司马懿采用声东击西之计，绕过公孙渊在辽水的防线，直逼襄平（今辽宁辽阳）。公孙渊急忙向孙权求救，孙权虽出兵为其声援，却仅派少量军队在边境虚张声势，并未真正介入战事。
正如孙权在给公孙渊的信中所言：司马懿善用兵，所向无前，深为贤弟忧之，言语间充满了幸灾乐祸与隔岸观火的意味。
同年八月，司马懿攻破襄平，公孙渊与其子公孙修在突围途中被斩杀，辽东公孙氏政权彻底覆灭。据《晋书·宣帝纪》记载，司马懿入城后诛其公卿以下及兵民七千余人收户四万，口三十余万，将辽东纳入曹魏直接统治。
消息传到东吴后，孙权并未感到惋惜，反而对群臣感叹：渊自以为智计无双，今竟死于懿手，岂非天亡？，这句感叹既是对公孙渊的嘲讽，也暗含着对自身当年失误的反思。
公孙渊覆灭后，东吴与辽东的联系彻底终结。曹魏平定辽东后，在当地设置郡县，加强统治，并与高句丽、鲜卑等势力建立联系，东北亚的政治格局重新洗牌。
东吴失去了与北方边疆势力结盟的最后机会，此后只能与蜀汉联手对抗曹魏，直至最终被西晋所灭。
六、关系评析：战略博弈中的历史启示
东吴与公孙渊的关系，从建安年间的初次接触到景初年间的彻底终结，历时近三十年，其间历经试探、结盟、破裂、余波四个阶段，最终以公孙渊覆灭、东吴战略受挫告终。这段关系不仅是三国时期地缘政治博弈的缩影，更蕴含着深刻的历史启示。
从公孙渊的角度看，其外交策略的核心是投机取巧，摇摆求存。作为割据辽东的地方势力，公孙氏既不愿归附曹魏丧失独立性，又无力与之正面抗衡，因此试图通过联吴抗魏实现以夷制夷。
但公孙渊的致命缺陷在于缺乏战略定力，将外交视为纯粹的利益交换，既无长远规划，又无诚信可言。嘉禾二年背盟斩使虽暂时换取了曹魏的认可，却彻底暴露了其反复无常的本性，使其在危急时刻再无外援可用。正如史家评论：渊之亡，非亡于懿之兵，而亡于其无信也。
从孙权的角度看，经略辽东是其跨据荆扬，北向争衡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明确的政治与军事目的。结盟辽东不仅能开辟第二战场，牵制曹魏兵力，还能获取辽东的名马等战略物资，弥补东吴骑兵的短板。
但孙权在实施过程中犯了明显的战略失误：一是忽视了地理阻隔带来的支援困境，对远水难救近火的现实估计不足；二是被公孙渊的称藩表文冲昏头脑，不顾群臣反对贸然派出大规模使团，投入过高成本；三是在初次受挫后情绪失控，险些发动毫无胜算的亲征。
这些失误反映了孙权晚年刚愎自用的执政风格，也成为其政治生涯中的一大污点。
从三国战略格局的角度看，东吴与公孙渊的结盟虽未成功，却对当时的政治态势产生了重要影响。
一方面，此次结盟加剧了曹魏与辽东的矛盾，最终导致魏灭燕之战的爆发，使曹魏得以彻底平定东北边疆，解除了后顾之忧；
另一方面，东吴因此次外交失败国力受损，战略空间进一步压缩，不得不更加依赖与蜀汉的联盟，客观上巩固了三国鼎立的格局。此外，魏灭燕之战后，曹魏将辽东纳入直接统治，推动了东北亚地区的民族融合与文化交流，这也是双方关系破裂带来的间接历史影响。
在史料记载与历史评价方面，关于东吴与公孙渊关系的记载主要集中于《三国志》的《吴主传》《公孙度传》及裴松之注引的《魏略》《吴书》等文献中。
陈寿在《三国志》中批评孙权性多嫌忌，果于杀戮，暨臻末年，弥以滋甚，认为经略辽东的失败是其晚年昏聩的表现；裴松之则更尖锐地指出，此次事件非惟塞，实为无道，表现了孙权的与。后世学者对孙权的评价虽多有肯定，但对其经略辽东的决策普遍持否定态度，认为这是一次得不偿失的战略冒险。
从历史影响来看，东吴与公孙渊的关系虽以失败告终，却为后世边疆外交提供了重要借鉴。它揭示了边疆割据势力在大国夹缝中生存的艰难，也证明了在外交中的重要价值——缺乏诚信的投机外交或许能收一时之效，最终必然招致覆灭。
同时，这段历史也展现了地理环境对古代外交的深刻制约，东吴与辽东虽有战略互补性，但遥远的距离与险恶的海道，使其联盟从一开始就注定难以持久。
结语
东吴与辽东公孙渊的关系，是三国时期政治、军事、外交交织的复杂图景。
公孙渊的投机与反复，孙权的雄心与失误，曹魏的强势与运筹，共同构成了这段历史的主线。从建安年间的初次试探到景初年间的彻底终结，双方的交往充满了利益的算计、战略的博弈与人性的挣扎。
尽管这段关系最终以悲剧收场，但其所蕴含的外交智慧与历史教训，却穿越千年依然具有启示意义。
在汉末三国那个天纲弛绝，群雄并起的时代，东吴与辽东公孙渊的交往只是历史长河中的一朵浪花，但它生动展现了乱世之中各类政治势力的生存逻辑与博弈策略。
公孙渊的覆灭标志着汉末边疆割据势力的终结，而孙权的战略受挫则加速了三国鼎立格局的固化。
这段历史不仅让我们看到了个体决策对历史进程的影响，更让我们深刻认识到，在复杂的地缘政治博弈中，唯有兼具战略远见、诚信品格与务实精神，才能在历史的洪流中站稳脚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