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富春孙氏：乱世中的少年崛起
东汉灵帝熹平四年（公元175年），吴郡富春（今浙江杭州富阳区）的孙氏家中诞生了一名男婴，其父孙坚为他取名策，字伯符。孙氏家族本是春秋孙武之后，祖上孙钟曾因荒年迁居曲阿，以种瓜为业，至孙坚一代方才凭借勇武跻身仕途。
孙策降生时，孙坚已因平定会稽妖贼许昌之功任盐渎丞，后转盱眙丞、下邳丞，虽官职不高，却已在江淮一带积累起声望。
孙策自幼便显露出异于常人的禀赋，《三国志》载其“为人美姿颜，好笑语”，性情开朗通达，既继承了父亲孙坚的勇武，又兼具世家子弟的风度。
光和七年（公元184年）黄巾起义爆发，孙坚以佐军司马身份随朱儁出征，十岁的孙策便随母亲迁居舒县（今安徽庐江西南）。
在舒县，他结识了同龄的周瑜——这位庐江周氏的子弟与孙策一见如故，“推道南大宅以舍策，升堂拜母，有无通共”，这段少年情谊日后成为江东基业的重要基石。
初平元年（公元190年），关东诸侯联兵讨董，孙坚起兵响应，依附于袁术麾下，孙策则留居舒县，暗中结交江淮名士。此时的孙策已展现出过人的识人眼光，他“交结知名，声誉发闻”，张纮、秦松等智谋之士皆愿与之交往，为日后招揽人才埋下伏笔。
初平二年（公元191年），孙坚奉袁术之命征讨刘表，在襄阳城外被黄祖部将射杀，灵枢由孙策护送还葬曲阿，年仅十七岁的少年骤然接过了家族的重担。
父亲战死的噩耗并未击垮孙策，他迅速收敛悲痛，前往寿春投奔袁术，请求归还父亲旧部。袁术虽赏识孙策的才略，却不愿轻易交出兵权，仅以“吾已用汝舅为丹阳太守，贤从伯阳为都尉，彼精兵之地，可还依召募”为由推脱。
孙策无奈，只得前往丹阳投奔舅舅吴景，凭借孙氏父子的声望，很快招募到数百士兵。但这支临时组建的队伍缺乏战斗力，不久便在泾县遭遇山贼袭击，损失惨重，孙策只得再次折返寿春，重申索要旧部之意。
袁术见孙策屡败屡战，且“才略绝异”，最终同意将孙坚旧部千余人交还，并表奏其为怀义校尉。
在袁术麾下，孙策的军事才能得到初步展现，他率军攻克庐江郡，所向披靡，连袁术都感叹：“使术有子如孙郎，死复何恨！”
然而袁术的反复无常很快让孙策失望：先是许诺任命他为九江太守，事后却改用亲信陈纪；后来又让孙策攻打庐江，许诺攻下后任其为太守，待孙策苦战攻克，却又将太守之位给了刘勋。
两次食言让孙策彻底看清袁术的野心，也坚定了他脱离袁术、自立门户的决心。
二、渡江击楫：江东六郡的铁血开拓
兴平二年（公元195年），江东局势陷入混乱：扬州刺史刘繇因畏惧袁术，渡江占据曲阿（今镇江丹阳）；会稽太守王朗固守郡治；吴郡豪强严白虎拥兵自重。孙策抓住这一契机，向袁术请求：“家有旧恩在江东，愿助舅讨横江，横江拔，因投本土召募，可得三万兵，以佐明使君匡济汉室。”
袁术认为江东“形势复杂，难以平定”，便同意了孙策的请求，表奏其为折冲校尉，代行殄寇将军职权，给予的兵力却仅有千余人、战马数十匹。
这年十二月，孙策率军从寿春出发，沿途招兵买马，至历阳（今安徽和县）时，兵力已扩充至五六千人。周瑜闻讯，立即率部前来会合，并带来了粮草与战船，“遂俱进”。
渡江前，孙策向将士们申明纪律：“军士不敢虏略，鸡犬菜茹，一无所犯”，这一举措为他赢得了民心，“民乃大悦”，为后续进军奠定了基础。
孙策渡江后的第一战便是攻取牛渚营（今安徽当涂县），这里是刘繇的粮草囤积地。孙策亲率先锋冲锋，“所向皆破”，不仅攻占营垒，还缴获了大量粮谷与战具。随后，他转攻梅陵（今安徽南陵县梅根镇）、湖熟（今江宁湖熟镇）、江乘（今江苏句容市北），连破刘繇部将，兵锋直指曲阿。
在神亭岭，孙策遭遇了刚刚投奔刘繇的太史慈，两人展开了一场惊心动魄的单挑：“策刺慈马，而揽得慈项上手戟，慈亦得策兜鍪”，直至双方援军赶到才各自罢兵。这场酣斗让孙策对太史慈的勇武深感敬佩，也为日后收降这位名将埋下伏笔。
刘繇得知诸县失守，亲自率军在曲阿城外列阵迎战。孙策利用敌军士气低落的弱点，采取侧翼突袭战术，“纵兵大战，繇军大败”，刘繇逃往丹徒。孙策进入曲阿后，立即发布告谕：“其刘繇、笮融等故乡部曲来降首者，一无所问；乐从军者，一身行，复除门户；不乐者，勿强也。”
这一政策极具吸引力，“旬日之间，四面云集，得见兵二万余人，马千余匹”，孙策的势力瞬间壮大，“威震江东”。
建安元年（公元196年），孙策转向吴郡进军，首要目标便是豪强严白虎。严白虎聚众万余人，凭借险要地势固守，派弟弟严舆求和。孙策在会谈中“刃斫舆，舆立死”，随后趁严白虎部众恐慌之际发动总攻，“大破之”，严白虎逃往会稽投奔王朗。
平定吴郡后，孙策挥师南下，直取会稽郡。王朗据守固陵城，孙策多次强攻未果，便采纳叔父孙静的建议，假意备战，暗中派水军从查渎道迂回至王朗后方，“首尾击之，朗乃大败”，王朗被迫投降。孙策自领会稽太守，以张昭、张纮为谋士，韩当、黄盖等为将领，初步建立起江东政权的框架。
建安二年（公元197年），袁术在寿春僭越称帝，孙策闻讯，立即致书与其决裂，“责而绝之”。曹操得知后，表奏孙策为讨逆将军，封吴侯，正式承认其江东割据的合法性。此时的孙策并未满足于既有的地盘，他将目光投向了西南的庐江郡。
庐江太守刘勋兵力雄厚，孙策深知硬攻难以取胜，便设计诱敌：“遗勋书曰：‘上缭宗民，数欺下国，欲击之而力不敌，乞出兵为援。’”并送上大量珠宝财物。刘勋果然中计，率军攻打上缭，孙策趁机亲率大军袭取庐江治所皖城，“尽得术部曲三万余人”，彻底清除了袁术在江东的势力。
建安四年（公元199年），孙策乘胜进军豫章郡（今江西南昌）。他派虞翻前往劝降太守华歆，虞翻以“孙策勇略冠世，用兵如神，前走刘繇，君所亲见，南定鄙郡，亦君所闻也。今欲守孤城，自料资粮，能支持几日？若粮尽兵散，悔之无及”陈说利害，华歆深知不敌，“即夜作檄，明旦出城降”。
至此，孙策历时四年多，先后平定会稽、吴郡、丹阳、豫章、庐江、庐陵六郡，占据了今浙江、江苏、安徽、江西四省的大片土地，完成了江东的统一大业。
三、治政用人：江东政权的根基构建
孙策之所以能在短时间内平定江东，不仅依靠其卓越的军事才能，更在于他深谙“得民心者得天下”的道理，在治政与用人方面展现出远超同龄人的远见。
在吏治与法治建设上，孙策重用张昭、张纮等儒士，“命昭与张纮、秦松、陈端等为谋主”，让他们制定律令，整顿地方吏治。针对东汉末年官吏腐败、政令不通的弊病，孙策推行“明赏罚，整纲纪”的政策，规定“诸将有过，毫不徇私；有功者，虽微贱必赏”。
他在会稽郡任用时，发现当地官吏“多有贪秽，拘系人民”，便立即下令罢免，并选拔“清廉正直”的士人接任，使得“郡中震肃，奸吏敛迹”。
经济民生方面，孙策采取了一系列恢复生产的措施。东汉末年的战乱导致江东地区“民户损耗，田地荒芜”，孙策下令“招抚流民，复其本业”，给予返乡农民种子与农具，鼓励垦荒。他还重视水利建设，修复了曲阿、吴郡等地的旧有陂塘，保障农田灌溉。
同时，孙策严格约束军队，“所过不虏略，民皆安堵”，与其他割据势力“纵兵劫掠”形成鲜明对比。这些举措迅速稳定了江东的社会秩序，为政权积累了充足的粮食与财力。
用人策略是孙策成就霸业的关键。他打破地域与出身的限制，形成了以淮泗集团为核心、融合江东士族的人才体系。对于淮泗旧部，如跟随孙坚的韩当、黄盖、程普等人，孙策“待之甚厚，委以重任”，让他们统领军队，冲锋陷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