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诸葛恪评传：才俊的崛起与权臣的覆亡
诸葛恪（公元203年—公元253年），字元逊，琅邪阳都（今山东省沂南县）人，三国时期东吴后期的核心权臣。作为大将军诸葛瑾长子、蜀汉丞相诸葛亮之侄，他凭借超群才智年少成名，以平定山越的功绩跻身名将之列，受孙权托孤成为辅政首辅，却在权力巅峰之际骤然倾覆，身遭诛杀且夷灭三族。其五十一年的人生轨迹，既是个人才智与野心的交织，也是东吴宫廷权力斗争与国家命运兴衰的缩影。《三国志》载其“身长七尺六寸，少须眉，折頞广额，大口高声”，独特的形貌之下，藏着一颗兼具雄才与躁进的复杂之心，其生平功过，留待后世反复评说。
一、琅邪才俊：少年成名与孙权赏识
东汉末年，琅邪诸葛氏分仕三国，成为当时极具影响力的世家大族。诸葛恪的父亲诸葛瑾效力东吴，官至大将军，以温厚谨慎着称；叔父诸葛亮辅佐蜀汉，鞠躬尽瘁，名垂青史。生于这样的家族，诸葛恪自幼便浸润在儒学与权谋的氛围中，更凭借过人的才思敏捷崭露头角，成为江东闻名的神童。
诸葛恪的早慧，在诸多史料中留下了生动记载。《三国志·吴书·诸葛滕二孙濮阳传》详述了“添字得驴”的典故：孙权素爱戏谑群臣，曾在朝会之上牵入一头驴，驴脸上贴着写有“诸葛子瑜”的长标签——因诸葛瑾面长似驴，孙权以此为笑乐。当时年仅六岁的诸葛恪侍立一旁，当即跪请：“乞请笔益两字。”孙权许之，诸葛恪挥笔在标签后添上“之驴”二字，瞬间将戏谑转化为雅趣，满座群臣无不欢笑，孙权亦对其机智大加赞赏，当即把驴赐给了他。这一典故不仅展现了诸葛恪的急智，更体现了他化解尴尬、顺势而为的处世智慧，成为其少年成名的标志性事件。
除了应对戏谑，诸葛恪的辩才在正式场合同样锋芒毕露。一次孙权设宴，命诸葛恪行酒，至老臣张昭面前时，张昭已略有醉意，推辞道：“此非养老之礼也。”孙权故意刁难诸葛恪：“卿其能令张公辞屈，乃当饮之耳。”诸葛恪当即反驳张昭：“昔师尚父九十，秉旄仗钺，犹未告老也。今军旅之事，将军在后，酒食之事，将军在先，何谓不养老也？”张昭素来以善辩闻名，此番却被少年诸葛恪说得无言以对，只得尽饮杯中酒。另有一次，蜀汉使者来访，孙权对使者说：“此诸葛恪雅好骑乘，还告丞相，为致好马。”诸葛恪当即下拜致谢，孙权疑惑道：“马未至而谢何也？”诸葛恪答道：“夫蜀者陛下之外厩，今有恩诏，马必至也，安敢不谢？”其言辞既奉承了孙权，又暗含对蜀汉的外交姿态，尽显才思之敏捷。
孙权对诸葛恪的赏识，并非止于其口舌之利，更有意栽培其处理实务的能力。黄武元年（公元222年），诸葛恪弱冠之年便被拜为骑都尉，与顾谭、张休等江东名士一同侍太子孙登讲论道艺，成为太子的核心宾友，不久后又从中庶子升任左辅都尉，跻身东宫近臣之列。孙权曾打算任命诸葛恪为节度官，掌管军队钱粮调度，以此试探其行政能力。但节度一职文书繁猥，与诸葛恪豪放不羁的性格并不相合，最终孙权改任其领兵，让他在军事领域发挥所长，这一安排也为诸葛恪日后的军旅生涯埋下了伏笔。
值得注意的是，在诸葛恪声名鹊起之时，家族内部却早已出现对其性格缺陷的担忧。父亲诸葛瑾见其子锋芒太露，常忧心忡忡，感叹道：“恪不大兴吾家，将大赤吾族也。”这番预言并非空穴来风，诸葛瑾深知儿子才思虽捷，但行事不够沉稳，急于求成的性格终将招致祸患。叔父诸葛亮也对其“疏放”的性格颇为担忧，曾专门致信孙权，认为诸葛恪不宜掌管军粮等关键事务，恐生差错。当时的大臣羊衜也评价诸葛恪“志大才疏，不堪大用”，这些早期的警示，虽未引起孙权足够的重视，却精准预判了诸葛恪日后的悲剧命运。
二、丹阳建功：抚越定乱与军旅崛起
在东宫任职数年后，诸葛恪不再满足于侍从之位，渴望通过实打实的军功证明自己。东吴嘉禾三年（公元234年），他向孙权主动请缨，要求前往丹阳郡平定山越之乱，这一请求成为其人生的重要转折点。
丹阳郡地处今安徽宣城一带，地势险要，“周旋数千里，山谷万重”，境内山越人居于深山之中，“未尝入城邑，对长吏，皆仗兵野逸，白首于林莽”。这些山民民风彪悍，“俗好武习战，高尚气力，其升山赴险，抵突丛棘，若鱼之走渊，猨狖之腾木也”，且“山出铜铁，自铸甲兵”，长期以来不服官府管辖，时而出山为寇，成为东吴的心腹之患。此前东吴虽多次发兵围剿，但收效甚微，仅能收服边缘地区的平民，始终无法彻底平定。
诸葛恪向孙权承诺，若让他前往丹阳主政，三年内可收服山越人口十万，其中丁壮四万可充作士兵。这一承诺在当时引发了广泛争议，群臣皆认为“丹杨地势险阻，逋亡宿恶，咸共逃窜，自前世以来，不能羁也”，普遍不看好此次行动。但孙权被诸葛恪的信心打动，更希望借此机会历练这位青年才俊，于是任命他为抚越将军，兼任丹阳太守，并授予其骑兵仪仗队三百人，在授官仪式后还特意让他排列仪仗、擂鼓吹号而归，以示荣宠，此时诸葛恪年仅三十二岁。
抵达丹阳后，诸葛恪并未急于用兵，而是制定了一套“围而不攻、困而抚之”的策略。他首先致书邻近四郡的地方长官，要求他们严守疆界，约束军队，不得擅自与山越人交战，确保战略意图的统一。随后，他命令将领分兵驻守险要地段，“罗兵幽阻，但缮藩篱”，只修缮防御工事，形成包围之势，却不主动出击。待山越人种植的庄稼即将成熟之时，诸葛恪便下令士兵抢先收割，“纵兵芟刈，使无遗种”，彻底断绝山越人的粮食来源。这一策略看似温和，实则精准击中了山越人的生存要害——旧粮耗尽，新粮无收，藏匿深山的山民很快陷入饥饿困苦之中。
为了打消山越人的顾虑，诸葛恪特意颁布政令：“山民去恶从化，皆当抚慰，徙出外县，不得嫌疑，有所执拘。”他强调对于归降的山民要多加教化，迁往平原定居，严禁官吏随意拘捕。然而，白阳县县长胡伉抓获了一名名为周遗的降民，此人本是凶恶之徒，迫于饥饿暂时出山投降，内心仍图谋叛乱。诸葛恪得知后，认为胡伉违背了自己的命令，会动摇山民的归降之心，当即下令将胡伉斩首示众，并将此事上奏朝廷。山民们听说胡伉因拘捕降民被诛杀，终于确信官府只是希望他们出山定居，于是“老幼相携而出”，纷纷归降。
三年期满，诸葛恪的成果完全如其当初承诺的那样：总计收服山越人口十万余人，其中丁壮四万，他亲自统领一万，其余三万分发诸将，极大地充实了东吴的兵力。孙权得知后大喜过望，派遣尚书仆射薛综前往军中慰劳，薛综在致诸葛恪的文书中盛赞其功绩：“山越恃阻，不宾历世，缓则首鼠，急则狼顾。皇帝赫然，命将西征，神策内授，武师外震。兵不染锷，甲不沾汗。元恶既枭，种党归义，荡涤山薮，献戎十万。野无遗寇，邑罔残奸。”这番评价虽有溢美之词，却也客观反映了诸葛恪平定丹阳的重大意义——不仅消除了东吴的内部隐患，更获得了大量兵源和劳动力，为东吴的稳定发展奠定了基础。
凭借平定丹阳的赫赫战功，诸葛恪被孙权升任为威北将军，封都乡侯，屯兵庐江皖口（今安徽安庆市西）。此后，他继续在军事领域积累功绩：赤乌六年（公元243年）正月，诸葛恪率领轻兵袭击魏国舒县（今安徽庐江县西南），成功俘虏当地百姓而归；同年十一月，他又派遣斥候探查地形，意图夺取魏国寿春（今安徽省六安市），虽因孙权认为时机不成熟而未能实施，但也展现了其主动进取的军事姿态。
赤乌八年（公元245年），东吴丞相陆逊去世。陆逊生前对诸葛恪的性格缺陷颇为不满，两人之间曾有隔阂，诸葛恪曾专门写信给陆逊，阐述“君子不求备于一人”的道理，希望化解矛盾，强调应“上熙国事，下相珍惜”，不要因世俗谤毁而损害国家栋梁。陆逊去世后，诸葛恪于赤乌九年（公元247年）九月升任大将军、督左部，假节，代替陆逊镇守武昌，统领荆州军政。这一任命标志着诸葛恪正式跻身东吴最高军事领导层，成为继陆逊之后东吴的军事核心人物之一，其权势与地位达到了新的高度。
三、托孤辅政：东兴大捷与权倾朝野
赤乌末年，孙权久病不愈，而太子孙亮年仅十岁，尚未能亲理朝政，选择可靠的辅政大臣成为关乎东吴国运的关键。在众多大臣中，孙权最终选定诸葛恪为托孤首辅，这一决定既源于诸葛恪多年积累的功绩与声望，也体现了孙权对他的信任与期许。
太元元年（公元251年）十一月，孙权征召大将军诸葛恪入朝辅政，任命他为太子太傅，中书令孙弘兼任少傅。孙权特意诏谕各级官员，除生杀大权外，诸葛恪总揽内外军政大事，还专门为他建造府邸，安排侍卫保护，其待遇在辅政大臣中首屈一指。神凤元年（公元252年）二月，孙权病危，召集诸葛恪、孙弘、太常滕胤、将军吕据、侍中孙峻五位大臣入宫，当面托付后事。同年四月，孙权病逝，这位执掌东吴五十余年的一代雄主离世，年仅十岁的孙亮继位为帝，东吴进入了诸葛恪主导的辅政时期。
孙权去世后，辅政集团内部的权力斗争迅速爆发。中书令孙弘与诸葛恪素来不睦，担心诸葛恪掌权后会对自己不利，于是封锁了孙权去世的消息，企图假传诏书诛杀诸葛恪。侍中孙峻得知这一阴谋后，立即告知了诸葛恪。诸葛恪当机立断，以商议国事为由邀请孙弘前来，在议事席上将其当场诛杀，随后才正式公布孙权的死讯，为孙亮举行登基大典。通过这场迅雷不及掩耳的政治斗争，诸葛恪清除了首要政敌，巩固了自己的辅政地位，随后升任太傅，成为东吴名副其实的掌权者。
掌权初期，诸葛恪展现出了卓越的政治才能，推行了一系列惠及百姓的改革举措。他下令取消了孙权晚年设立的秘密监听制度，停止了对朝臣和百姓的无端监视；裁减了军政系统中的冗员，提高了行政效率；降低了赋税标准，减轻了百姓的负担；同时取消了关税，促进了商业流通。这些举措针对性地解决了孙权晚年政治严苛、民生凋敝的问题，“每一项举措都惠及百姓，国人无不欢愉”，诸葛恪的声望也因此达到了顶峰。史载“恪每外出，百姓引颈相望，都想一睹其风采”，其受欢迎程度可见一斑。
在稳定内政的同时，诸葛恪也积极推动军事行动，意图通过对外战争进一步巩固自己的地位。神凤元年（公元252年）十月，诸葛恪主持重修了东兴堤。东兴堤始建于孙权黄龙二年（公元230年），用于遏制湖水，后因征讨淮南失败而废弃。诸葛恪重修大堤后，又在大堤左右依山修建了两座城池，各留千人驻守，由全端、留略分别镇守，形成了对魏国的战略防御态势。这一举措引发了魏国的强烈反应，魏国认为吴军侵入其疆土，深感耻辱，于是命大将胡遵、诸葛诞等率领七万大军，前往攻打两座城池，企图毁坏东兴堤。
面对魏军的大规模进攻，诸葛恪亲自率领四万大军，日夜兼程赶赴救援。当时正值天寒下雪，魏军将领们在营中饮酒作乐，见吴军前部士兵人数不多，且“解置铠甲，不持矛戟，但兜鍪刀楯，倮身缘遏”，纷纷大笑，并未立即整兵备战。吴军士兵趁机登上大堤，鼓噪着发起猛攻，魏军猝不及防，顿时陷入混乱，纷纷四散奔逃，争相渡过浮桥撤退。混乱之中，浮桥断裂，大量魏军士兵坠入水中，相互踩踏，死者数以万计。魏国乐安太守恒嘉等将领当场阵亡，此前背叛东吴的将领韩综也被吴军斩杀。此役吴军大获全胜，缴获车乘、牛马、驴骡各数千，军用物资堆积如山，诸葛恪率领大军振旅而归。
东兴大捷是诸葛恪军事生涯的巅峰之作。凭借这场大胜，他被进封阳都侯，兼任扬州牧、荆州牧，督中外诸军事，还获得了金一百斤、马二百匹、缯布各万匹的赏赐，其权势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此时的诸葛恪，对内深得民心，对外战功赫赫，俨然成为东吴的救世主式人物。然而，这场辉煌的胜利也彻底点燃了他的野心，使其原本就刚愎自用的性格更加膨胀，为日后的惨败埋下了隐患。正如《三国志》所评，东兴大捷后，诸葛恪“遂有轻敌之心”，开始变得目空一切，听不进任何不同意见，执意要发动更大规模的北伐战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