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新城惨败：骄兵必败与民心尽失
东兴大捷后，诸葛恪被胜利冲昏了头脑，不顾东吴国力有限、士兵疲惫的现实，执意要再次兴兵伐魏。他认为凭借自己的军事才能，足以一举攻克魏国城池，实现兼并天下的雄心。然而，这一决定遭到了东吴群臣的一致反对，大臣们纷纷上书劝谏，认为“数出罢劳”，频繁的战争已经让国家和百姓不堪重负，不宜再大举兴兵。
中散大夫蒋延更是冒死固争，当面反驳诸葛恪的北伐计划，却被诸葛恪强行扶出朝堂。为了说服众人，诸葛恪专门撰写了一篇长文阐述自己的主张，他在文中写道：“夫天无二日，土无二王，王者不务兼并天下而欲垂祚后世，古今未之有也。昔战国之时，诸侯自恃兵强地广，互有救援，谓此足以传世，人莫能危。恣情从怀，惮于劳苦，使秦渐得自大，遂以并之，此既然矣。”他以战国时期各国因苟安而被秦国兼并的历史为例，强调只有主动进攻、兼并天下，才能使东吴长治久安。然而，这番言论看似有理，实则忽视了东吴与魏国的实力差距，更无视了连年征战给百姓带来的深重灾难，充满了理想主义的狂热与偏执。
建兴二年（公元253年）三月，诸葛恪不顾众议，强行在各州郡大举征兵二十万人，发动了东吴历史上规模空前的北伐战争。如此大规模的征兵行动，导致“百姓骚动不安”，大量农田荒芜，社会秩序动荡，诸葛恪也因此逐渐失去了民心。同年四月，诸葛恪率领大军攻打淮南，起初取得了一些小胜，劫掠了当地部分百姓。此时，部将建议诸葛恪：“大军深入，百姓必然躲避战乱而逃走，不如只围困新城（今安徽合肥西），魏兵必来救应，然后围城打援，可一举多得。”诸葛恪采纳了这一建议，率领大军回师，将新城团团围住，企图通过围攻这座城池引诱魏军主力前来，再予以歼灭。
然而，诸葛恪严重低估了魏军的防守能力和新城的坚固程度。魏将张特坚守城池，凭借城防工事顽强抵抗，吴军多次发起猛攻，均被魏军击退。诸葛恪本以为可以速战速决，却没想到新城久攻不下，战争陷入了僵持状态。随着时间的推移，天气逐渐炎热，吴军士兵长期围城，疲惫不堪，再加上军营饮水不干净，导致军中疫病流行，“士卒病倒超过半数”，军营中到处都是伤病士兵的呻吟声，士气极为低落。
面对如此困境，诸葛恪不仅没有及时调整战略，反而因为“耻于攻城不下”而怒形于色，变得更加暴躁易怒。将军朱异对围城策略提出了不同意见，诸葛恪当即大怒，剥夺了他的兵权；都尉蔡林多次向诸葛恪陈述用兵计谋，希望改变战术，却始终不被采纳。蔡林见诸葛恪刚愎自用，战机尽失，深知此战必败，于是愤然策马投奔魏国。蔡林的叛逃，让魏军完全掌握了吴军的虚实，得知吴军士兵疲惫染病、战斗力锐减的情况后，魏国立即派遣大军前来救援新城。
同年七月，魏军援军逼近，吴军已无力再战，诸葛恪不得已下令退兵。在撤退途中，吴军士兵病死者、逃死者不计其数，“全军上下痛心哀叹，士气低落”，原本浩浩荡荡的二十万大军，最终活着返回东吴的寥寥无几。然而，诸葛恪对此却安然自若，丝毫没有反思自己的过错，反而试图隐瞒兵败的真相，故意拖延回程，打算在浔阳（今江西九江市）屯田驻守，逃避朝廷的追责。直到征召他入朝的诏书接踵而至，他才极不情愿地慢慢班师回朝。
新城惨败给东吴带来了毁灭性的打击，不仅损失了大量兵力和物资，更让诸葛恪彻底失去了民心和朝臣的信任。“从大臣到百姓都对他感到失望，怨念顿生”，曾经对他引颈相望的百姓，如今对他避之不及；曾经支持他的朝臣，也纷纷对他产生了憎恶之情。同年八月，诸葛恪率军返回建业，刚回到府邸，他便召见中书令孙嘿，责问其不该几次下诏书催他退兵，孙嘿吓得魂飞魄散，不久后便称病辞官。诸葛恪的这一举动，进一步激化了他与朝臣之间的矛盾，也让他在政治上变得更加孤立。
新城惨败的根源，在于诸葛恪性格中的致命缺陷。正如邓艾所评价的那样：“诸葛恪刚刚执掌国政，而朝内又没有明君可以依附，他又不知体恤上下臣民，穷兵黩武而不爱惜百姓，举倾国之力伐魏，困顿于坚城之下，死者数万人，却载祸而归，这就是诸葛恪即将获罪的原因。”他的刚愎自用、轻敌冒进、不善纳谏，以及对生命的漠视，最终导致了这场惨败，也让他从权力的顶峰迅速跌落，一步步走向了灭亡的深渊。
五、宫变喋血：权斗倾覆与家族浩劫
新城惨败后，诸葛恪非但没有收敛自己的行为，反而变本加厉地独揽大权，试图通过高压手段巩固自己摇摇欲坠的地位。回到建业后，他“随意任免官员，斥责大臣，又改换宫中守卫，任用亲近之人”，将朝廷军政大权完全掌控在自己手中，凡是不服从他的官员，要么被罢官免职，要么被严厉斥责，整个朝堂被恐怖气氛笼罩。此外，他还计划再次发动战争，“下令军队整装待发，打算攻打魏国青州、徐州”，完全不顾东吴国力已经空虚、百姓怨声载道的现实。
诸葛恪的倒行逆施，不仅引发了朝野上下的普遍不满，也让一直觊觎权力的宗室孙峻找到了可乘之机。孙峻是孙权的宗室，时任侍中、武卫将军，素来野心勃勃，一直想取代诸葛恪的辅政地位。他见诸葛恪已经失去民心，朝臣也大多憎恶于他，认为除掉诸葛恪的时机已经成熟，于是开始暗中谋划政变。
孙峻首先向吴主孙亮进谗言，诬陷诸葛恪谋反。当时孙亮年仅十一岁，缺乏独立判断能力，再加上对诸葛恪的专权行为也心存不满，于是轻信了孙峻的谗言，同意与孙峻合谋诛杀诸葛恪。建兴二年（公元253年）十月，孙峻以宴请为名，在宫中埋伏好甲兵，准备伺机行动。
次日，诸葛恪应召入朝觐见，车驾走到宫门口时，突然停下脚步。原来，散骑常侍张约、朱恩察觉到宫中气氛异常，密告诸葛恪小心防备，提醒他可能有埋伏。诸葛恪心中顿时生出疑虑，本想称病返回府邸，但就在他犹豫不决之时，遇到了太常滕胤。滕胤与诸葛恪私交甚好，他并不知道孙峻的阴谋，见诸葛恪欲转身离去，便上前奉劝他入宫赴宴。在滕胤的劝说下，诸葛恪犹豫再三，最终还是决定入宫，他带剑穿靴进入宫殿，拜见了孙亮，随后回身坐下。
宴席之上，气氛十分诡异。孙亮命人倒酒，诸葛恪因心存疑虑，始终不敢饮用。孙峻见状，假意说道：“太傅想必是有恙在身，可饮用自己带来的酒。”诸葛恪这才放下心来，饮用了自己带来的酒。酒过数巡，孙亮借故返回内殿，孙峻突然起身，大声说道：“有诏诛杀诸葛恪！”诸葛恪闻言大惊，急忙起身想要拔剑反抗，却早已来不及——孙峻手持利刃，一刀砍中诸葛恪，埋伏在殿外的甲兵一拥而上，将诸葛恪当场诛杀。一代权臣，就此死于宫变之中，时年五十一岁。
诸葛恪死后，孙峻下令将其尸体用苇席裹住，抛尸在石子冈，其下场极为凄惨。随后，孙峻以“谋反”的罪名，下令夷灭诸葛恪三族。诸葛恪的长子诸葛绰早死，次子诸葛竦、三子诸葛建及外甥张震均被斩杀；弟弟诸葛融担任公安都督，孙峻命将领孙壹、全熙等人率兵攻打诸葛融，诸葛融走投无路，被迫自杀。此外，由于诸葛恪是废太子孙和妃子张氏的舅舅，民间传言诸葛恪欲行废立，迎接孙和到武昌当皇帝，因此诸葛恪死后，孙和被赐死，张妃也随之自杀。一场宫变，不仅夺走了诸葛恪的性命，更让整个诸葛家族遭遇了灭顶之灾，充分展现了古代权力斗争的残酷性。
诸葛恪被杀后，其旧部临淮人臧均冒死上表，请求为诸葛恪收葬。臧均在表文中写道：“恪素性刚愎，矜己陵人，不能敬守神器，穆静邦内，兴功暴师，未期三出，虚耗士民，空竭府藏，专擅国宪，废易由意，假刑劫众，大小屏息。然其诛灭群凶，克定山越，功盖一时，宜有追录。”他认为诸葛恪虽然有诸多过错，但平定山越的功绩不可磨灭，请求朝廷允许为其收葬，以慰其魂。孙亮、孙峻见状，为了安抚人心，最终同意了臧均的请求，诸葛恪的昔日下属找到他的遗体，将其安葬。
永安元年（公元258年）十二月，吴主孙休即位后，为诸葛恪平反。孙休下诏称：“诸葛恪、滕胤、吕据等，昔为国家柱石，尽忠辅政，而被孙峻、孙綝兄弟冤枉杀害，夷灭三族，甚为悼惜。”诏令尽快为诸葛恪改葬，分别祭奠，凡是因为受到诸葛恪一事牵连而被贬流放的人，一律召回。这一诏书，客观上承认了诸葛恪的功绩，也否定了孙峻诛杀诸葛恪的合法性，为这场持续数年的政治风波画上了一个句号。
六、功过评说：才俊悲剧的历史镜鉴
诸葛恪的一生，是一场才华与性格、理想与现实、权力与命运交织的悲剧。他以神童之姿崛起，凭平定山越之功成名，受孙权托孤之重掌权，却因新城惨败而失势，最终死于宫廷政变，夷灭三族。时人和后人对他的评价褒贬不一，既有对其才华的赞赏，也有对其性格缺陷的批判，这些评价共同构成了诸葛恪复杂的历史形象。
孙权对诸葛恪的评价最为矛盾，他既以“蓝田生玉”比喻诸葛恪，赞扬其出众的才华，又直言其“刚愎自用”，对其性格缺陷有着清醒的认识。太子孙登夸赞诸葛恪“才略博达”，大臣胡综也盛赞他“英才卓越，超逾伦匹”，就连他的政敌孙峻，也曾承认“当今朝臣之才，无及恪者”。这些评价都充分肯定了诸葛恪的才华，他的机智辩才、军事谋略、政治手腕，在三国时期的诸多名臣中都堪称佼佼者，平定山越、重修东兴堤、东兴大捷等功绩，也确实为东吴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然而，诸葛恪的性格缺陷同样十分突出。父亲诸葛瑾预言他“将大赤吾族”，叔父诸葛亮认为他“疏放”不堪大用，大臣羊衜批评他“骄横奢侈”，史家陈寿在《三国志》中更是以“骄且吝”三字概括其性格，认为他“不能虚心待人，终致败亡”。这些评价精准地指出了诸葛恪的致命弱点：他才华出众却刚愎自用，雄心勃勃却急于求成，身居高位却不善纳谏，战功赫赫却骄傲轻敌。正是这些性格缺陷，让他在东兴大捷后变得目空一切，不顾国力民力执意北伐，最终导致新城惨败；也让他在失势后依然独断专行，激化了与朝臣和宗室的矛盾，最终死于非命。
诸葛恪的悲剧，不仅是个人性格的悲剧，更是时代环境与权力游戏的必然结果。三国时期，天下大乱，权力斗争异常残酷，作为托孤辅政大臣，诸葛恪面临着诸多挑战：幼主孱弱，宗室觊觎，朝臣派系林立，外部强敌环伺。在这样复杂的环境中，想要稳固权力、成就大业，不仅需要出众的才华，更需要沉稳的性格、开阔的胸襟和高超的政治智慧。然而，诸葛恪却未能做到这一点，他的刚愎自用让他失去了朝臣的支持，他的穷兵黩武让他失去了百姓的拥护，他的专权独断让他成为了众矢之的，最终在权力的游戏中败下阵来。
从历史镜鉴的角度来看，诸葛恪的一生给后人留下了诸多启示。首先，才华与品德、性格必须相辅相成，缺一不可。诸葛恪虽有经天纬地之才，却缺乏与之匹配的沉稳性格和谦逊品德，最终导致“聪明反被聪明误”，这正如明代思想家李贽所评价的那样，他“不禁熬炼”，缺乏应对挫折的能力。其次，权力是一把双刃剑，既能成就人，也能毁灭人。诸葛恪在掌握大权后，未能坚守初心，反而被权力腐蚀，变得骄横跋扈、独断专行，最终被权力所吞噬。最后，审时度势、量力而行是成就大事的关键。诸葛恪不顾东吴国力有限的现实，执意发动大规模北伐，违背了客观规律，最终导致惨败，这也警示后人，无论个人还是国家，都应根据自身实力制定目标，不可盲目冒进。
诸葛恪的一生，如同一颗流星，在三国的历史天空中留下了短暂而耀眼的光芒，却最终因自身的缺陷而迅速陨落。他的功绩值得肯定，他的悲剧令人惋惜，而他的教训则值得后人永远铭记。在历史的长河中，诸葛恪或许不是最完美的权臣，也不是最成功的英雄，但他的一生却充满了戏剧性与启示性，成为了三国历史中一个不可忽视的重要人物，被后世反复评说、深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