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公孙瓒的固守策略很快就暴露出严重的弊端。首先，这种被动防御的姿态使得他丧失了战略主动权，让袁绍得以从容整合力量，逐步蚕食他的外围势力。
其次，长期的固守导致军队士气低落，将领们的进取心逐渐消磨殆尽。更严重的是，公孙瓒在退守易京后，性情变得愈发偏执残暴，统治手段日益严苛，最终导致众叛亲离。
《后汉书·公孙瓒传》记载，公孙瓒“记过忘善，睚眦必报”，对于曾经得罪过他的人，无论事情大小，必欲除之而后快；而对于他人的恩惠，却往往抛诸脑后。州中有名望的士人，凡是名声超过他的，他都会捏造罪名加以迫害。
他还疏远了曾经的亲信部下，转而结交商贩走卒等底层人士，任由这些人干预政事，残害百姓。
当时，幽州地区接连遭遇旱灾和蝗灾，“百姓民不聊生，易人而食之事常有发生”，但公孙瓒对此毫不体恤，依然横征暴敛，导致“全城百姓怨声载道”。
在这种情况下，公孙瓒的部下纷纷离心离德。早年跟随他征战的赵云，因不满其猜忌贤能、残暴嗜杀，转而投靠刘备；其他将领也大多人心浮动，或逃或降。
建安三年（198年），袁绍见时机成熟，亲自率领大军讨伐公孙瓒，发动了易京之战。袁绍的军队采取了步步为营的策略，逐步攻破公孙瓒的外围防御，将易京团团围住。
面对袁绍的猛攻，公孙瓒的部下曾多次请求主动出击，或分兵袭扰袁军后方，但都被公孙瓒拒绝。一次，公孙瓒麾下的一名将领被袁军包围，派人向公孙瓒求救，但公孙瓒却冷漠地表示：
“救一人，使后将恃救，不肯力战。”拒绝出兵救援，导致该将领战死。此事让其他将领彻底心寒，“众将领或跑或降”，公孙瓒的防御体系进一步瓦解。
公孙瓒见形势危急，派遣儿子公孙续前往黑山军求救，同时计划亲自率领精锐骑兵突围，与黑山军会合后再夹击袁军。然而，他的长史关靖极力劝阻：“今将军将士，皆已土崩瓦解，其所以能相守持者，顾恋其居处老小，以将军为主耳。将军坚守旷日，袁绍要当自退；自退之后，四方之众必复可合也。若将军今舍之而去，军无镇重，易京之危，可立待也。将军失本，孤在草野，何所成邪！”
公孙瓒听从了关靖的建议，放弃了突围计划，继续困守易京，等待黑山军的救援。
建安四年（199年），公孙续与黑山军首领张燕率领十万余人，兵分三路前来救援公孙瓒。公孙瓒得知援军将至，大喜过望，派遣秘使给公孙续送信，约定在北边湿地以点火为号，自己将率领城中守军杀出，与援军内外夹击袁绍。
然而，这封密信在传递过程中被袁绍的士兵截获。袁绍识破了公孙瓒的计划，将计就计，按照信中约定的时间点燃了火把。
公孙瓒误以为援军已经赶到，立即率领军队打开城门，出城迎战。早已埋伏好的袁军突然发起猛攻，公孙瓒的军队毫无防备，被打得大败而归。此役之后，公孙瓒的主力部队损失殆尽，易京的防御彻底崩溃。袁绍率领军队趁机攻城，“毁坏公孙瓒的望敌楼，带兵挖出战渠紧逼至易京城下”，并挖掘地道，直达城中土台之下，用木桩支撑后放火焚烧，导致土台逐渐坍塌。
公孙瓒深知大势已去，自己必死无疑。他不愿被袁绍生擒受辱，于是“悉缢其姊妹妻子，然后引火自焚”，结束了自己充满争议的一生。
袁绍的部下冲入城中，将公孙瓒的首级砍下，送往许都献给曹操，以示战功。曾经威震北疆的一代霸主，最终落得个身死族灭的悲惨结局。
四、军政举措：边地治理与军事体系
公孙瓒作为汉末北疆的重要割据势力，其军政举措既体现了他的个人特质，也深刻影响了当时的区域格局。在军事方面，他凭借边地的特殊环境，打造了一支以骑兵为核心的精锐部队，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军事体系；在治理方面，他的政策则呈现出明显的矛盾性，既有维护边疆稳定的积极作用，也有残暴统治导致的严重弊端。
（一）军事体系：以“白马义从”为核心的骑兵部队
公孙瓒长期驻守辽西属国，面对鲜卑、乌桓等游牧民族的骑兵威胁，深刻认识到骑兵在边地作战中的重要性。
因此，他格外重视骑兵的建设，耗费大量心血组建了以“白马义从”为核心的骑兵部队。关于“白马义从”的组建，史料有不同记载：《后汉书·公孙瓒传》称其“常与善射之士数十人，皆乘白马，以为左右翼，自号‘白马义从’”；《英雄记》则记载“公孙瓒与游牧民族作战时，常常乘坐白马，弹无虚发，深受游牧民族忌惮，于是挑选数千白马招选骑射之士，命名为白马义从”。
综合史料可知，“白马义从”最初是公孙瓒的亲卫骑兵，后逐渐扩充为一支数千人的精锐部队，其成员均为擅长骑射的勇士，且全部乘坐白马，极具辨识度和威慑力。
“白马义从”的作战风格以迅猛、精准为特点。在与游牧民族的交战中，他们凭借高超的骑射技艺和灵活的战术，多次击败数倍于己的敌军，“胡人畏之，相告曰：‘当避白马长史’”。
公孙瓒还注重骑兵的协同作战，常常将“白马义从”分为左右两翼，配合步兵部队发起进攻，形成夹击之势。在东光之战中，正是凭借骑兵的冲击力，公孙瓒才得以大破黄巾军，斩获颇丰。
除了“白马义从”，公孙瓒的军事力量还包括大量的边地步兵和招募的流民武装。他的军队以勇猛善战着称，这与他本人的作战风格密切相关。
公孙瓒每逢作战，必身先士卒，冲锋在前，这种悍不畏死的精神极大地鼓舞了士兵的士气。同时，他治军严格，赏罚分明，对作战勇敢者予以重赏，对怯懦畏战者严惩不贷，使得部队具有较强的战斗力。
然而，公孙瓒的军事体系也存在明显的缺陷。首先，他过于依赖骑兵的冲击力，忽视了步兵与骑兵的协同配合以及战术的灵活性。界桥之战中，他见麹义兵力薄弱，便下令骑兵盲目冲锋，未能察觉敌军的伏兵，最终导致“白马义从”遭受重创，这正是战术单一化的必然结果。
其次，他的军队缺乏有效的后勤保障体系，长期依赖掠夺百姓和少数民族来补充军需，这虽然在短期内解决了粮草问题，却严重损害了民心，导致统治基础不稳。最后，公孙瓒的军事指挥存在明显的情绪化倾向，容易被个人恩怨左右。
他讨伐袁绍的直接原因是堂弟公孙越之死，这种情绪化的决策使得他在战略布局上缺乏长远规划，最终陷入长期的消耗战，耗尽了国力。
（二）边地治理：高压政策与矛盾激化
在边地治理方面，公孙瓒采取了以武力镇压为主的高压政策。他认为鲜卑、乌桓等游牧民族“反复无常”，只有通过军事打击才能使其臣服。
因此，在担任辽东属国长史、中郎将等职期间，他多次主动出击，讨伐游牧民族的侵扰，“与胡相攻击五六年”，在一定程度上遏制了少数民族的南下，维护了东汉边疆的暂时稳定。
然而，公孙瓒的高压政策也带来了严重的负面影响。长期的战争导致边疆地区经济凋敝，百姓流离失所，“四州被其害，瓒不能御”。
更重要的是，他的残酷杀戮激化了汉胡矛盾，使得原本与东汉保持友好关系的部分少数民族部落转而与之为敌。例如，乌桓首领丘力居原本并未有明显的叛乱意图，但在公孙瓒的军事打压下，最终选择与张纯勾结叛乱，给边疆带来了更大的战乱。
在对境内百姓的治理上，公孙瓒的政策呈现出明显的残暴性。他出身寒微，凭借自身努力跻身权贵阶层，却对士大夫阶层心存猜忌和敌视。
《后汉书》记载，他“州里善士名在其右者，必以法害之”，对于那些名声、地位超过自己的士人，总是想方设法加以迫害。相反，他却“结交商贩走卒”，重用这些缺乏政治远见和治理能力的人，任由他们鱼肉百姓。
在遭遇旱灾、蝗灾等自然灾害时，公孙瓒不仅不采取赈灾措施，反而加剧了对百姓的剥削，导致“民不聊生，易人而食”。这种残暴的统治使得他失去了民心，也让他的统治基础变得极为脆弱。
刘虞死后，其旧部之所以能够迅速组织起反抗力量，并且得到少数民族部落的支持，正是因为公孙瓒的统治不得人心。
相比之下，刘虞在幽州的治理则以安抚为主，他“务存宽政，劝督农植，开上谷胡市之利，通渔阳盐铁之饶，民悦年登，谷石三十”，使得幽州百姓安居乐业，少数民族也纷纷归附。
公孙瓒与刘虞治理政策的对比，深刻反映了他在政治远见和治理能力上的不足。他只懂得依靠武力解决问题，却忽视了民心向背的重要性，这也是他最终失败的重要原因之一。
五、历史影响：北方格局的重塑
公孙瓒作为北方最具实力的诸侯之一，其与袁绍的长期战争，直接重塑了北方的势力版图。
在公孙瓒崛起之前，北方地区除了袁绍、公孙瓒外，还有刘虞、韩馥等势力，各方相互牵制，形成了复杂的均势。公孙瓒击杀刘虞、吞并幽州后，与袁绍形成了南北对峙的局面，两大势力的争夺成为北方局势的核心。
这场长达数年的战争，虽然以公孙瓒的失败告终，但也极大地消耗了袁绍的实力。袁绍虽然最终消灭了公孙瓒，统一了青、幽、冀、并四州，但也付出了惨重的代价，军队疲惫，粮草匮乏，这为后来曹操在官渡之战中击败袁绍埋下了伏笔。可以说，公孙瓒与袁绍的战争，间接为曹操统一北方创造了条件。
此外，公孙瓒的失败还导致了幽州地区的权力真空，为少数民族势力的崛起提供了契机。刘虞死后，其旧部鲜于辅、阎柔等人联合乌桓、鲜卑部落起兵反抗公孙瓒，这些势力在击败公孙瓒后，逐渐成为幽州地区的重要力量。
后来，阎柔率领部众归附曹操，成为曹操平定北方少数民族的重要助力；乌桓则在袁绍的支持下逐渐壮大，成为曹操统一北方过程中必须解决的重要隐患，最终引发了曹操北征乌桓的战争。
公孙瓒所打造的骑兵部队，也对后世的军事发展产生了一定的影响。“白马义从”作为汉末着名的精锐骑兵，其组建模式和作战风格为后来的诸侯提供了借鉴。
曹操在统一北方的过程中，就十分重视骑兵的建设，吸收了公孙瓒、袁绍等势力的骑兵精华，打造了一支强大的骑兵部队，为其南征北战提供了重要保障。
公孙瓒的统治政策违背了民心向背的根本原则。在乱世之中，百姓渴望的是安定的生活和仁政的治理，而公孙瓒却以残暴的手段对待百姓，横征暴敛，草菅人命，最终失去了民心。
反观曹操、刘备等最终能够成就大业的诸侯，无不重视民心的争取，采取轻徭薄赋、安抚百姓的政策。公孙瓒的失败，再次印证了“得民心者得天下”的千古真理。
从更广阔的历史视角来看，公孙瓒的兴衰是汉末乱世的一个缩影。东汉末年，皇权衰落，中央集权瓦解，地方势力崛起，形成了群雄逐鹿的局面。
六、历史评价：功过是非的多元审视
对于公孙瓒的历史评价，历代史家多有论述，观点各异，但总体上呈现出多元审视的特点。《三国志》作者陈寿评价其“瓒遂骄矜，记过忘善，多所贼害”，认为他骄傲自满，残害贤能，最终导致失败；
《后汉书》作者范晔则指出“伯珪疏犷，武才趫猛”，肯定了他的军事才能，同时也批评他“恃其才力，不恤百姓，睚眦必报”，并感叹“若虞、瓒无间，同情共力，纠人完聚，稸保燕、蓟之饶，缮兵昭武，以临群雄之隙，舍诸天运，征乎人文，则古之休烈，何远之有！”
认为如果公孙瓒能够与刘虞同心协力，未必不能成就一番大业。
三国时期的魏攸认为公孙瓒“文武才力足恃，虽有小恶，固宜容忍”，承认他的文武才能，认为其过错属于“小恶”；袁绍则评价他“超然自逸，矜其威诈”，指责他骄傲自满，滥用权谋。
唐代王勃在《三国论》中写道：“琐琐伯珪，谓保易京之业。瓒既窘毙，术亦忧终”，将他与袁术并列，认为他们都因短视和狂妄而招致灭亡；明末清初的王夫之则称其“顽悍而乐杀者公孙瓒，而犹据土以自全”，点明了他残暴好杀的性格特点。
综合历代史家的评价和史料记载，我们可以对公孙瓒做出更为客观全面的评价：
在功绩方面，公孙瓒早年坚守边疆，多次击败鲜卑、乌桓等游牧民族的侵扰，维护了东汉边疆的稳定，保障了边地百姓的生命财产安全，其军事才能和爱国精神值得肯定。他组建的“白马义从”成为汉末着名的精锐部队，在抵御外侮、平定叛乱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其军事建设的经验对后世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此外，他出身寒微，凭借自身的努力和机遇跻身权贵阶层，打破了门第观念的束缚，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汉末社会阶层流动的可能性。
总体而言，公孙瓒是一个充满矛盾的历史人物。他既有抵御外侮、维护边疆的功绩，也有残暴统治、战略失误的过错；他既是乱世之中凭借自身才能崛起的枭雄，也是因性格缺陷和决策失误而失败的悲剧人物。
对公孙瓒的历史评价，不能简单地肯定或否定，而应放在汉末特定的历史背景下，进行全面、客观的审视，既要看到他的功绩，也要认识到他的过错，从而从中汲取历史的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