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既想彻底清除宦官集团，以绝后患，又怕违背太后意愿，失去外戚身份的庇护；既依赖士族集团的支持，又对其心存忌惮，担心士族借诛宦之机架空自己。
这种矛盾的心态，使其在诛宦问题上迟迟未能采取行动，错失了最佳时机。
此时，袁绍再次献策，提出“召四方猛将率军向京城挺进，以兵威逼迫太后同意诛宦”的建议，并称“董卓久镇凉州，勇猛善战，若召其入京，十常侍必惧而投降”。这一建议遭到了曹操、卢植、郑泰等有识之士的坚决反对。
曹操认为“诛宦官只需派一狱吏即可，何必召外兵，恐引狼入室”；卢植警告“董卓狼子野心，入京必乱，不如止之”；郑泰也上书劝谏“董卓强忍寡义，志欲无厌，若借之朝政，授以大事，将恣凶欲，必危朝廷”。
但何进此时已被诛宦的执念与对太后的不满冲昏头脑，既“怕太后不满，又想借外兵壮势”，最终不顾众人反对，采纳了袁绍的建议，秘密派遣使者赴凉州，召董卓率军入京。
何进的这一决策，堪称其一生最大的败笔。东汉自光武帝刘秀以来，始终严格限制地方军阀进入京城，以防尾大不掉。董卓作为凉州军阀，“素骁勇，有野心”，长期割据边疆，其军队以西凉铁骑为主，残暴嗜杀，毫无纪律可言。
召董卓入京，无异于引狼入室，直接打破了东汉朝廷长期维持的“外戚掌军、宦官控宫、士族议政”的三角平衡格局。何进之所以做出这一愚蠢决策，本质上是其政治短视与权力焦虑的体现——他既缺乏独自解决宦官问题的魄力，又过度依赖外部力量，却未能意识到地方军阀对中央政权的致命威胁。
随着董卓率军向洛阳进发，京城的政治气氛日益紧张。十常侍集团察觉到何进的最终意图，开始暗中准备反击，“日夜监视何进动向，同时联络何苗，试图分化何进势力”。何进在袁绍的催促下，加快了诛宦步伐，任命袁绍为司隶校尉，假节，专命击断；
从事中郎王允为河南尹，负责京城治安。袁绍一面督促董卓加速入京，一面“假传何进命令，使州郡官吏逮捕宦官们的家属”，进一步激化了与宦官集团的矛盾。
中平六年（189年）八月，董卓率军行至渑池，京城的紧张局势已达临界点。何进见“外兵将至，十常侍仍未屈服”，终于下定决心，“入宫面见何太后，强请诛宦”。
但他的这一行动，早已被宦官集团察觉。张让、段珪、毕岚等十常侍核心成员，提前在南宫嘉德殿两侧埋伏了二百名亲信宦官，由段珪统领，并派郭胜、韩悝“假传太后懿旨，称‘太后愿与大将军商议诛宦事宜’”，诱骗何进入宫。
何进缺乏政治警觉性，仅带十名侍从便贸然入宫。行至嘉德殿门口，段珪率伏兵冲出，将其团团围住。
张让当面痛斥何进忘恩负义：“昔太后宫中有灾，先帝与太后不快，我等涕泣救解，各出家财千万为礼，和悦上意，但欲托卿门户耳。今乃欲灭我曹种族，不亦太甚乎！”这番话虽有辩解之嫌，却也道出了宦官集团与何氏家族的渊源。
何进大惊失色，欲拔剑反抗，却被宦官们制服。尚方监渠穆当场提剑斩杀何进，将其首级割下，掷于宫门外，大喊：“何进谋反，已经伏诛！”。
这位从屠户一路攀升至大将军的外戚权臣，最终死于宦官之手，其结局充满了讽刺意味。他一生试图掌控他人命运，却最终沦为他人刀下之鬼；
他想用暴力清除政治对手，却最终死于自己引发的暴力冲突。何进的死，不仅是其个人悲剧的终结，更是东汉王朝崩塌的开端。
三、身后乱局：帝国崩塌与三国序幕
何进的死，如同推倒了多米诺骨牌，引发了一系列连锁反应。持续百年的外戚与宦官之争，以一种同归于尽的惨烈方式画上句号；
而他生前召董卓入京的决策，则彻底摧毁了东汉王朝的统治根基，开启了军阀割据的乱世。
何进虽死，但其决策的影响却延续了数十年，最终导致汉室名存实亡，三国鼎立的局面逐渐形成。
何进被杀的消息传出后，京城洛阳瞬间陷入混乱。其部曲吴匡、张璋与袁绍、袁术等人闻讯，立即率军攻入皇宫，以“为大将军报仇”为名，对宦官展开了血腥屠杀。
《后汉书·何进传》记载：“袁氏之众烧宫门，火照天地。绍与术遂勒兵捕诸宦者，无少长皆杀之，凡二千余人，或有无须而误死者。”
这场屠杀毫无节制，不仅诛杀了所有宦官，连一些没有胡须的官员与平民也被误杀，宫廷内外血流成河，东汉王朝的宫廷禁卫体系彻底崩溃。
十常侍集团在屠杀中遭到毁灭性打击，张让、段珪等核心成员裹挟汉少帝刘辩与陈留王刘协逃出洛阳，向黄河方向逃窜。尚书卢植、河南中部掾闵贡率军追击，张让等人走投无路，投河自尽。
少帝与陈留王在荒野中漂泊数日后，才被前来接应的官员找到。这场宫廷变乱，让东汉皇权遭受了前所未有的羞辱与打击，皇帝沦为军阀与士族争夺的傀儡，威严扫地。
就在京城陷入血雨腥风之际，董卓率领的西凉铁骑抵达洛阳。何进生前或许以为董卓会成为自己诛宦的助力，却未曾想，自己的死亡为董卓提供了绝佳的夺权机会。
董卓入京后，见“京城秩序崩溃，少帝年幼无能，百官手足无措”，立即露出了野心。他先是收编了何进与何苗的部曲，又暗中收买丁原的部将吕布，诛杀丁原，吞并其并州军，迅速掌控了洛阳的军事力量。
掌握兵权后，董卓开始独擅朝政。他以“少帝轻佻无威仪，不可为人主”为由，废黜刘辩，改立陈留王刘协为帝，是为汉献帝。随后，董卓毒杀何太后与废帝刘辩，彻底清除了外戚集团的残余势力。
他自任相国，“赞拜不名，入朝不趋，剑履上殿”，享有至高无上的权力。董卓及其部下在洛阳城内烧杀抢掠，“奸淫宫女，发掘陵墓，剽掠财物”，将这座繁华的帝都变成了人间地狱。《三国志·董卓传》记载：
“是时洛中贵戚室第相望，金帛财产，家家殷积。卓纵放兵士，突其庐舍，淫略妇女，剽虏资物，谓之‘搜牢’。人情崩恐，不保朝夕。”
董卓的暴行激起了天下人的愤怒，也为各地军阀割据提供了借口。初平元年（190年），袁绍、袁术、曹操、孙坚等十八路诸侯组成讨董联军，以“诛董卓，清君侧”为名，起兵讨伐董卓。
讨董联军虽人数众多，但各怀异心，互相猜忌，最终未能形成有效攻势。董卓为避联军锋芒，挟持汉献帝迁都长安，临行前“焚烧洛阳宫室，悉发掘陵墓，取宝物”，将洛阳化为一片焦土。
讨董之战虽未成功，却彻底打破了东汉王朝的中央集权体系。各地州牧、太守们以讨董为名，纷纷招兵买马，扩充地盘，不再听从朝廷调遣，也不再向中央缴纳赋税。“董卓之乱后，州郡拥兵自重，强者跨州连郡，弱者据县邑，互相攻伐，无复纲纪”。
袁绍占据冀州、青州、幽州、并州，成为北方最大的军阀；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先后击败吕布、袁术、袁绍等势力，统一北方；孙坚、孙策、孙权父子占据江东，建立东吴政权；刘备则辗转各地，最终在益州建立蜀汉政权。东汉王朝名存实亡，中国历史正式进入三国鼎立的乱世。
回望何进的一生，其悲剧不仅在于个人的身死，更在于其决策对时代的深远影响。他本是东汉王朝的“救火队长”，在黄巾之乱中扛起了保卫京师的重任，却因优柔寡断与政治短视，成为帝国的“掘墓人”。
何进的失败，有着深刻的个人与时代原因：从个人层面看，他出身寒微，缺乏系统的政治历练，“屠户思维”使其习惯于用暴力解决问题，却不懂得政治博弈的分寸与底线，既无法驾驭士族集团，也未能看清董卓的野心。
更缺乏安抚太后、分化宦官的政治智慧；从时代层面看，东汉中后期的外戚与宦官之争早已耗尽了帝国的元气，皇权衰落、朝政腐朽、社会矛盾尖锐，何进所处的时代，已是一个积重难返的末世，即便他做出了正确的决策，也未必能挽救东汉王朝的命运，但他的错误决策，无疑加速了帝国的崩塌。
史家对何进的评价多为负面，陈寿在《三国志》中称其“无谋而多忌，欲诛宦官而召外将，至使董卓擅权，倾复汉室”；
范晔在《后汉书》中评价：“何进借元舅之资，据辅政之权，内倚太后临朝之威，外迎群英乘风之势，卒而事败阉竖，身死功颓，为世所悲，岂智不足而权有余乎？”这些评价虽有片面之处，却也道出了何进的核心过失。
何进的一生，是东汉末年政治乱象的缩影。他的发迹、崛起与败亡，始终与外戚、宦官、士族三大集团的权力斗争紧密相连。他试图在这三大集团的夹缝中掌控权力，却最终被权力反噬。
何进死后，东汉王朝的权力大厦轰然倒塌，三国乱世的大幕正式拉开。这个出身屠户的大将军，
用自己的一生印证了“时势造英雄，亦能毁英雄”的道理，也为后世留下了深刻的历史教训：权力的游戏需要智慧与底线，仅凭暴力与野心，终究难以长久；
而一个王朝的兴衰，往往系于少数关键人物的决策，一步踏错，便可能万劫不复。何进的悲剧，既是个人的悲剧，也是一个时代的悲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