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一，他在统治区域内“征敛无度”，横征暴敛以满足自己的奢靡生活，导致百姓流离失所，失去民心；
其二，他轻视孙坚之子孙策，仅以千余孙坚旧部打发其平定江东，还多次违背“任孙策为九江太守”“庐江太守”的承诺，寒了孙氏之心，最终逼得孙策在江东自立，袁术彻底丧失了江东这一重要的外围势力；
其三，他与吕布结盟反复无常，先以联姻拉拢吕布，欲借其势力对抗曹操，后因吕布拒绝与其共同称帝，便贸然发兵攻打，最终大败而归，彻底失去了江淮的屏障。
这些错误，看似是一时的决策失误，实则是袁术骄奢自满、嫉贤妒能的性格使然，而他心中的称帝野心，也在此时愈发膨胀。
袁术的称帝之心，并非凭空而生，而是源于谶语的蛊惑与传国玉玺的加持。东汉末年，民间流传“代汉者，当涂高也”的谶语，袁术自认为“术”与“涂”同音，字“公路”又恰合“涂高”之意，遂认定自己是天命所归。
更重要的是，他从孙坚遗孀手中夺得传国玉玺——这一象征皇权的信物，让他的称帝野心彻底失去了约束。兴平二年（195年），汉献帝被李傕、郭汜劫持，流亡在外，汉室威严扫地，袁术认为“汉祚已尽”，遂不顾部下杨弘、张承等人“汉室虽微，天命未改”的苦苦劝谏，决意称帝。
建安二年（197年），袁术在寿春正式僭越称帝，建号“仲氏”，史称“仲家皇帝”，他设置公卿百官，修建南北郊祭坛，郊祀天地，还广纳后宫数百姬妾，皆穿罗绮丽装，每日山珍海味，奢靡至极。而此时的江淮地区，正逢大旱与饥荒，“士民冻馁，江、淮间相食殆尽”，士兵因缺粮溃散，百姓易子而食，袁术的荒淫无道，与江淮的惨状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也为其众叛亲离埋下了伏笔。
称帝之举，让袁术瞬间成为“天下公敌”，昔日的盟友纷纷反目，各路诸侯群起而攻之，其势力迅速走向崩塌。
孙策率先宣布脱离袁术，逐走其任命的丹杨太守袁胤，吞并广陵、江东，袁术失去了江东的所有势力；吕布受陈珪劝谏，撕毁与袁术的婚约，大败袁术军，在淮北大肆抄掠，袁术的江淮屏障彻底失守；
曹操则以“奉天子以令不臣”为名，亲率大军征讨袁术，在蕲阳斩杀其大将桥蕤、李丰等，攻破十余座城池，袁术的主力部队损失殆尽。
而在内部，袁术的统治早已失尽人心，部曲陈兰、雷薄趁机叛变，劫掠粮草逃往灊山，袁术的残部四散而逃，曾经拥兵十七万的江淮霸主，顷刻间沦为孤家寡人。
建安三年（198年），袁术被迫放弃寿春，率千余残部逃往灊山，欲投奔陈兰、雷薄，却被二人拒之门外，此时的他，兵少食尽，走投无路。
建安四年（199年），走投无路的袁术，放下了自己的“仲氏皇帝”身段，做出了一生中最荒诞的决定：将帝号归于昔日的死敌袁绍，写信称“袁氏当统天下”，欲前往青州投奔侄子袁谭。但命运并未给袁术留任何退路，他率残部行至江亭时，被刘备率军拦截，无法前行。
此时的军中，仅有麦屑三十斛，连最基本的温饱都无法保证。盛夏酷暑，袁术口渴难耐，想喝一碗蜂蜜水解渴，随从却无奈答道“军中无蜜”。
听闻此言，袁术呆立良久，仰天长叹：“袁术乃至是乎！”一代门阀嫡子，昔日的江淮霸主，竟落得如此下场，心中的愤慨与绝望交织，最终引发重病，呕血数升而亡，时年约四十余岁。这位东汉末年首个僭越称帝的军阀，最终在饥寒交迫与众叛亲离中，结束了自己荒诞而可悲的一生。
袁术死后，其残部被孙策、曹操瓜分，传国玉玺也落入曹操手中，他的“仲氏”政权，如同一场短暂的闹剧，最终烟消云散。而他的家族，也因他的僭逆之举遭受牵连，汝南袁氏的荣光，自此逐渐黯淡。
袁术的女儿被孙权纳入后宫，孙辈与孙吴宗室联姻，这位曾蔑视孙氏为“江东鼠辈”的伪帝，最终血脉融入昔日的“附庸”家族，成为汉末乱世最具讽刺意味的注脚。而他在江淮地区修筑的“公路浦”“公路城”“袁术固”等遗迹，至今仍散落在江苏、河南等地，默默诉说着这位野心家的覆亡之路。
纵观袁术的一生，他凭借汝南袁氏“四世三公”的门阀优势，在汉末乱世中轻易获得了别人难以企及的资源与声望，年纪轻轻便身居高位，巅峰时割据江淮，拥兵数十万，本可成为汉末群雄逐鹿的重要玩家。但他却被无尽的野心冲昏了头脑，骄奢淫逸、征敛无度，失去民心；
嫉贤妒能、出尔反尔，众叛亲离；最终利令智昏，僭越称帝，触犯天下众怒，落得个呕血而亡的下场。
他的失败，并非源于实力不足，而是源于个人的格局与品性：
他拥有门阀赋予的先天优势，却无驾驭这份优势的政治智慧与胸襟；他怀有称霸天下的野心，却无实现这份野心的军事才能与战略眼光。
在汉末那个礼崩乐坏、群雄并起的时代，袁术的覆亡，并非个例，却是最具代表性的一例。
他的一生，印证了“德不配位，必有灾殃”的古训，也为后世的野心家敲响了警钟：乱世之中，唯有顺应民心、审时度势、知人善任，方能站稳脚跟，而仅凭门第与野心，终究只会沦为历史的笑柄。
袁术的故事，也成为汉末三国历史中一段独特的注脚，让后人在品读群雄逐鹿的豪情时，也能看到野心背后的荒诞与悲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