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后汉书》记载，刘表治荆期间，“荆州人情好扰，加四方骇震，寇贼相扇，处处麋沸。表招诱有方，威怀兼洽，其奸猾宿贼更为效用，万里肃清，大小咸悦而服之”，荆州人口激增，府库充实，成为汉末乱世中少有的安定之地。
而刘表治荆最值得称道的，当属其对文化教育的重视。汉末中原大乱，大批儒生文士避乱荆州，刘表对其敞开大门，广纳贤才，一时之间，荆州成为全国的文化中心。
他设立官学，聘请綦毋闿、宋忠等着名学者主持教学，注疏《五经》，整理典籍，使荆州官学成为当时全国规模最大、学术氛围最浓厚的官学之一；
他修建藏书楼，广收天下典籍，其藏书量冠绝当世，为保存汉末文化遗产做出了重要贡献；对于前来避乱的文士，如王粲、邯郸淳、司马徽、徐庶等，刘表虽未尽数重用，却为其提供了安定的生活与治学环境，而这些文士也培养出了诸葛亮、庞统、徐庶等一批青年才俊，成为日后三国鼎立的重要人才储备。
可以说，刘表的荆州，不仅是乱世中的经济沃土，更是汉末文化的传承之地。
四、暗潮涌动：荆州盛世下的危机四伏
建安五年（200年），官渡之战结束，曹操击败袁绍，成为北方最强大的诸侯，天下格局逐渐从群雄割据走向曹、孙、刘（表）三足鼎立的局面。
此时的刘表，已年近六旬，坐拥荆州八郡，带甲十余万，财谷如山，看似风光无限，实则荆州的盛世之下，早已暗潮涌动，危机四伏。
而这些危机，既源于外部诸侯的虎视眈眈，更源于刘表自身的性格缺陷与荆州内部的政治矛盾。
刘表的性格，是其一生最大的短板。《三国志》称其“外宽内忌，好谋无决”，这一评价精准地概括了其晚年的政治状态。
作为一名儒生出身的诸侯，刘表有着宽厚的外表，能容人却不能用人，能纳言却不能决事。
荆州虽汇聚了天下英才，如王粲、司马徽、诸葛亮等，却均未得到刘表的重用：王粲虽为三公之后，才名远扬，却因“貌寝而体弱通侻”而被刘表轻视，仅任丞相掾；司马徽素有“水镜先生”之名，刘表却认为其“儒生俗士，不识时务”，置之不用；
诸葛亮隐居隆中，心怀天下，刘表却因其是黄家女婿（荆州豪族）而仅以宗族之礼相待，未察其旷世之才。
正如王粲所言，刘表“据有荆州，坐观时变，自以为西伯可规。士之避乱荆州者，皆海内之俊杰也；表不知所任，故国危而无辅”。空有人才而不能用，这是荆州最大的资源浪费，也是其日后败亡的重要原因。
而荆州内部的政治矛盾，更是动摇了刘表统治的根基。刘表初定荆州，依靠的是蒯、蔡等荆州豪族的支持，为了巩固与豪族的联盟，他娶蔡瑁之姐为继室，立蔡氏所生的幼子刘琮为嗣，而长子刘琦因母早逝，备受蔡氏与蔡瑁、张允等豪族排挤。
刘琦为避祸，效仿重耳奔狄，自请出任江夏太守，远离荆州政治中心襄阳，这就使得荆州内部形成了以刘琮、蔡瑁、张允为首的“襄阳集团”与以刘琦、黄祖为首的“江夏集团”，两大集团互相倾轧，矛盾日益尖锐。刘表晚年，因宠信蔡氏，对集团矛盾视而不见，既不能调和双方，也不能果断立嗣，最终导致荆州内部离心离德，为日后的分裂埋下了伏笔。
外部的威胁，则来自于曹操与孙权的双重夹击。官渡之战后，曹操逐步统一北方，将目光投向了荆州，建安十三年（208年），曹操在平定乌桓后，率二十万大军南下，直指荆州，成为刘表最强大的外部威胁。
而江东的孙权，因孙坚被刘表部将黄祖射杀，与刘表结下不共戴天之仇，自孙策时期开始，江东集团就多次攻打江夏，建安十三年（208年），孙权亲率大军攻打江夏，斩杀黄祖，占据江夏南部，荆州的长江防线被撕开一道口子，东部门户大开。此时的荆州，北有曹操大军压境，东有孙权虎视眈眈，内有集团矛盾，可谓四面楚歌。
而刘表在此时的决策，更是尽显其“好谋无决”的性格缺陷。建安六年（201年），刘备兵败曹操，投奔刘表，刘表亲自出城迎接，以上宾之礼待之，令其驻守新野，成为荆州北部的屏障。刘备素有雄才，手下有关羽、张飞、赵云等猛将，心怀复兴汉室之志，欲借荆州之力图谋天下。
刘表虽知刘备非久居人下之人，却既想利用刘备抵御曹操，又对其心存猜忌，处处提防，既不给刘备兵权，也不给他地盘，使得刘备在荆州蛰伏七年，始终无法施展抱负。
建安十二年（207年），曹操北征乌桓，后方空虚，刘备建议刘表出兵袭击许都，迎奉汉献帝，这是荆州逐鹿天下的最佳时机，刘表却以“吾据荆州足矣，不敢有他望”为由拒绝，错失了千载难逢的良机。正如郝经所言：“刘表据荆州，连江汉，瞰许洛，倘能听刘备之谋，乘曹操北征乌桓之机，出兵袭许，汉祚未必遽亡。”
五、身死国灭：荆州基业的倾覆与身后悲歌
建安十三年（208年）秋，曹操大军南下，前锋已至新野，荆州上下人心惶惶。而此时的刘表，已身患重病，背疽发作，卧床不起。面对曹操的大军，荆州内部的“襄阳集团”早已心生降意，蔡瑁、张允等豪族为保全自身利益，暗中与曹操联络，准备投降。刘表虽有所察觉，却已无力回天，他一生经营的荆州，早已不是他一人所能掌控。
同年八月，刘表病逝于襄阳，享年六十六岁。临终前，他欲召长子刘琦回襄阳立为嗣，却被蔡瑁、张允阻拦，最终未能见到刘琦一面，抱憾而终。
刘表死后，蔡瑁、张允等秘不发丧，拥立幼子刘琮为荆州牧，随后派使者向曹操投降。此时的刘琦尚在江夏，刘备驻守新野，对刘表的死讯与刘琮的投降一无所知，直到曹操大军兵临宛城，刘琮才派使者告知刘备，刘备大惊，被迫率部南逃，荆州基业，瞬间倾覆。
刘表一生，以单骑定荆的果敢缔造了荆州的盛世，却以优柔寡断的性格葬送了一生的基业，其身后更是凄凉：他的尸骨未寒，荆州便已易主，其子刘琮投降曹操后，被封为青州刺史，后迁谏议大夫，封列侯，却从此湮没于历史长河；
长子刘琦与刘备联合，在赤壁之战后占据荆州南部四郡，不久便病逝，年仅三十余岁；而他一生敬重的儒学与文化，也随荆州的倾覆而四散，王粲、邯郸淳等文士归降曹操，司马徽病逝，诸葛亮则辅佐刘备，开创了蜀汉基业。
刘表的一生，是汉末乱世中宗室诸侯的典型写照：他有守成之能，却无进取之志；有治世之才，却无争霸之略。他身处乱世，却始终以儒生的思维处世，渴望以仁义与中立保全自身，却不知乱世之中，弱肉强食，守成即是等死。
曹操称其为“自守之贼”，贾诩评价其“太平之世，可为三公；乱世则不足为用”，陈寿则将其与袁绍并列，称二人“皆外宽内忌，好谋无决，有才而不能用，闻善而不能纳，废嫡立庶，舍礼崇爱，至于后嗣颠蹶，社稷倾覆，非不幸也”。这些评价，虽有偏颇，却也道出了刘表的悲剧本质。
然而，我们也不能全然否定刘表的一生。在汉末那个礼崩乐坏、战火纷飞的年代，他以一己之力，在荆州缔造了近二十年的安定之地，使无数百姓免于战火之苦，使大批文化典籍得以保存，使天下英才得以汇聚，这份功绩，不容抹杀。
他不是雄才大略的霸主，却是一位合格的守成之主；他不是乱世中的英雄，却是乱世中的仁者。正如曾巩在《刘景升祠》中所言：“正当丧乱时，能使憔悴宽。缤纷多士至，肃穆万里安。”这十六字，或许是对刘表一生最公允的评价。
刘表的故事，也为后世留下了深刻的启示：乱世之中，守成难以持久，唯有审时度势、锐意进取，方能立于不败之地；而作为领导者，知人善任、当机立断，远比宽厚仁慈更为重要。
建安十三年的荆州倾覆，不仅是刘表个人的悲剧，更是汉末宗室诸侯的集体悲剧，而这场悲剧的背后，是一个王朝的衰落，更是一个时代的更迭。
刘表的一生，如同一颗流星，在汉末的乱世中绽放出短暂而耀眼的光芒，最终却湮没于历史的长河，只留下无尽的感慨与悲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