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表传：汉末荆州的守成之主与乱世悲歌
刘表（142年－208年），字景升，兖州山阳郡高平县（今山东微山一带）人，汉鲁恭王刘余之后，东汉末年荆州牧、镇南将军，封成武侯。
他身逢汉末乱世，以宗室之身单骑定荆州，缔造了一方近二十年的安定之地，却又因性格之弊错失逐鹿良机，最终基业倾覆、身后飘零。
《三国志》称其“外宽内忌，好谋无决，有才而不能用，闻善而不能纳”，《后汉书》赞其“招诱有方，威怀兼洽”，两种评价交织，勾勒出这位乱世枭雄复杂而真实的一生。其生平轨迹，既是汉末宗室诸侯的生存缩影，亦是乱世中“守成”与“进取”的经典博弈。
一、名动天下：党锢风云中的青年名士
刘表出身汉室宗亲，其先祖为西汉鲁恭王刘余，虽属远支宗室，却仍受儒学世家熏陶，自幼研习经史，与同郡王畅（建安七子王粲祖父）交游，深得其治学精髓。
东汉中后期，士大夫阶层与宦官集团的矛盾日益尖锐，刘表以一介儒生投身清流，与陈翔、范滂、张俭等名士并称“八及”——所谓“及”，即能引导世人追随圣贤之道，是当时士林对其德行与声望的高度认可。
彼时的东汉朝堂，党锢之祸愈演愈烈，延熹九年（166年），第一次党锢之祸爆发，宦官集团大肆捕杀清流名士，刘表因名列“八及”而被列入黑名单，被迫流亡江湖十余年。这段流亡生涯，让他远离朝堂纷争，却也亲眼目睹了民间疾苦与地方豪强的坐大，更练就了审时度势、隐忍求存的处世之道。
中平元年（184年），黄巾起义爆发，东汉朝廷为镇压起义被迫解除党锢，刘表才得以重返仕途，初为郡功曹，后任上计吏，凭借其名士声望与处事能力，很快被征入大将军何进府中，不久迁北军中侯，执掌京师禁军，成为朝廷重臣。
此时的刘表，已年过不惑，历经党锢之祸的磨砺，褪去了青年时的锋芒，变得沉稳持重。他虽身居京师，却敏锐地察觉到东汉王朝的根基已摇，天下大乱在即，而荆州作为荆扬交益四州之枢纽，沃野千里，民殷国富，必将成为各方争夺的焦点。这一判断，为其日后执掌荆州埋下了伏笔。
二、单骑定荆：乱世中的荆州奠基之路
中平六年（189年），董卓入京，废立少帝，擅权朝政，天下诸侯纷纷举兵讨董，东汉王朝陷入分崩离析的境地。荆州刺史王睿被孙坚所杀，荆州群龙无首，袁术屯兵鲁阳，尽据南阳之地，江南宗贼蜂起，苏代、贝羽各据郡县，张虎、陈生拥众襄阳，荆州八郡陷入割据混战，成为董卓乱政后最混乱的地区之一。
董卓为安抚荆州，同时也为培植自己的势力，表奏刘表为荆州刺史——这一任命，看似是高官厚禄，实则是一场生死考验：彼时的荆州，强敌环伺，刘表孤身一人，无兵无卒，想要赴任，无异于羊入虎口。
初平元年（190年），年近五十的刘表，做出了其一生最果敢的决定：单骑入荆。他舍弃随从，微服潜行，绕过袁术控制的南阳，历经艰险抵达荆州南郡宜城。
宜城是荆州豪族的聚集地，蒯、蔡、庞、习等世家大族在此盘根错节，是荆州实际的地方势力掌控者。刘表深知，欲定荆州，必先获得本地豪族的支持，于是他亲自拜访蒯良、蒯越兄弟与襄阳蔡瑁，与三人共谋荆州大计。
面对刘表的求教，蒯良与蒯越提出了截然不同的策略：蒯良主张以仁义治荆，认为“百姓不归，由恩信不着；信着而民不归，由法度不立”，建议刘表施行仁政，安抚百姓，以道义凝聚人心；
蒯越则认为乱世当用权谋，提出“兵不在多，在得人也”，主张先以利诱收服宗贼首领，再除其首恶、抚其部众，迅速掌控兵权，进而据江陵、守襄阳，以荆襄之险抵御外敌。
刘表听罢，叹曰：“子柔之言，雍季之论也；异度之计，臼犯之谋也。”雍季之论重长远，臼犯之谋解燃眉，刘表的评价，既彰显了其儒学底蕴，更体现了其务实的政治智慧——他最终采纳蒯越之策，以权谋定乱，再以仁义治民。
在蒯、蔡二族的支持下，刘表的荆州定乱之路迅速展开。蒯越以三寸不烂之舌，游说荆州五十五名宗贼首领前往宜城赴会，刘表设下鸿门宴，尽诛首恶，收编其部众数万人，一举平定江南宗贼之祸。
随后，他命黄祖驻守江夏，扼守长江咽喉，以蒯越为章陵太守，蔡瑁为南郡太守，南据江陵，北守襄阳，凭借荆襄之地的山川之险，构筑起坚固的防御体系。
对于袁术控制的南阳，刘表采取扼守粮道之策，断绝袁术的荆州补给，使其无法向南扩张；对于苏代、贝羽等地方割据势力，他则传檄四方，以朝廷刺史之名与兵威相逼，令其或降或逃。
短短一年时间，刘表以单骑入荆的孤勇，凭借豪族支持与精准谋略，平定了荆州八郡的混乱局面，“南接五岭，北据汉川，地方数千里，带甲十余万”，成为汉末乱世中举足轻重的一方诸侯。
初平三年（192年），朝廷正式任命刘表为荆州牧，加安南将军，后又迁镇南将军，锡鼓吹大车，仪如三公，刘表的荆州统治，得到了朝廷的正式认可。
而他与蒯、蔡豪族的结盟，也成为其执掌荆州近二十年的政治根基，只是这份根基，也为日后荆州的内乱埋下了隐患。
三、荆襄盛世：守成之主的治世之道
自初平元年（190年）执掌荆州，至建安十三年（208年）病逝，刘表在荆州经营近二十年。
彼时的天下，战火纷飞，中原地区“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袁绍与曹操在北方逐鹿，孙策、孙权在江东崛起，唯有荆州在刘表的治理下，保持了相对的安定与繁荣，成为汉末乱世中的一方“世外桃源”。
刘表虽无争霸天下的雄心，却有着出色的守成与治世能力，其治荆之策，可归结为外和诸强、内修民生、兴学重文三端。
在对外策略上，刘表始终奉行“中立自保”的原则，周旋于各大诸侯之间，不主动参与中原纷争，以荆襄之险守境安民。
初平三年（192年），袁术派孙坚攻打荆州，刘表命黄祖率军抵御，孙坚虽勇冠三军，却在岘山被黄祖部将射杀，袁术失去一员猛将，再也无力南下，荆州北部的威胁得以解除。
建安二年（197年），张绣降曹复叛，率部投奔刘表，刘表以客礼待之，令其驻守宛城，成为荆州北部的屏障，抵御曹操的南侵。官渡之战前后，袁绍与曹操均遣使联络刘表，欲使其加盟，刘表表面上应允双方，实则按兵不动，坐观成败——他深知，袁曹相争，无论胜负，荆州若贸然加入，必引火烧身，唯有中立，方能保全自身。
在内政与经济上，刘表采取“威怀兼洽”的策略，既以兵威震慑豪强，又以仁政安抚百姓。
他整顿荆州吏治，废除汉末以来的苛捐杂税，鼓励农桑，开发洞庭湖平原粮区，使荆州成为当时全国重要的粮食产区；他控制长江、汉水的水运要道，设立关隘征收商税，既充实了府库，又促进了荆州与周边地区的商业往来；
对于荆州境内的少数民族，他采取招抚与同化相结合的政策，使其归附朝廷，融入荆州社会，极大地拓展了荆州的实际统治范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