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备见密谋败露，遂正式起兵，发动益州之战。他召白水关守将杨怀、高沛前来相见，借机将二人斩杀，吞并了白水关的军队，随后率军南下，直逼成都。益州各地守将纷纷抵抗，但益州军队久疏战阵，又缺乏优秀的将领，刘璝、泠苞、张任、邓贤等将领接连战败，张任战死雒城；护军李严、费观等守将，见刘备势大，索性不战而降。刘备的军队势如破竹，很快便攻占了益州大部分郡县，兵临成都城下。
开城归降：以民为先，仁厚底色的最后彰显
建安十九年（214年），刘备率军包围成都，此时的成都城内，尚有精兵三万人，粮草、布帛足以支撑一年，益州官民皆决心与刘备死战，保卫成都。面对坚城，刘备也无速胜之策，只能将成都团团围住，久攻不下。
就在此时，刘璋却做出了一个让所有人意外的决定：开城投降。他对身边的部下说：“父子在州二十余年，无恩德以加百姓。百姓攻战三年，肌膏草野者，以璋故也，吾心能安！”短短数语，道尽了其仁厚的底色。他深知，若继续死守，成都城内的百姓必将遭受战火之苦，而自己虽能苟延残喘，却会让益州百姓陷入更深的灾难。
刘璋的决定，让益州官民“莫不流涕”，众人皆为其仁厚所感动。随后，刘璋打开城门，出城向刘备投降。刘备进入成都后，将刘璋迁往南郡公安县，归还了其所有财物，并保留了其振威将军的印绶，名义上给予其礼遇，实则剥夺了其所有权力。至此，刘氏家族二十余年的益州割据，正式宣告结束。
陈寿评价刘璋“负乘致寇，自然之理，其见夺取，非不幸也”，认为其才能不足以在乱世中占据益州，失去基业是必然结果。但不可否认的是，刘璋的投降，虽有懦弱的成分，却也彰显了其以民为先的仁厚，与那些为了权力不顾百姓死活的枭雄相比，这份仁厚，在乱世中尤为珍贵。
四、家族余脉：分崩离析，吴蜀两地的零落结局
刘璋投降后，刘氏家族的命运彻底走向分崩离析，其族人散居吴、蜀两地，虽仍有官职，却已不复昔日的割据荣光。刘璋本人在荆州度过了余生，而其子孙则分别在蜀汉与东吴为官，成为两国政治的边缘人物，最终在历史的长河中逐渐湮没。
刘璋晚年：荆州辗转，客死他乡的落寞
刘璋被迁往南郡公安县后，虽保有振威将军的印绶与财物，却已失去了所有的政治权力，成为一个被软禁的宗室子弟。建安二十四年（219年），孙权派吕蒙袭取荆州，斩杀关羽，公安县落入东吴手中，刘璋遂归于孙权。
孙权为了牵制刘备，利用刘璋的益州牧身份，任命其为益州牧，驻守秭归。但这一任命，不过是虚职而已，秭归地处吴、蜀边境，孙权并未给予刘璋实际的兵权与地盘，只是将其作为政治筹码。建安二十五年（220年），刘璋在秭归病逝，结束了其充满争议与落寞的一生，享年约58岁。
刘璋的一生，是乱世中守成者的悲剧。他有仁厚之心，却无枭雄之能；他想守住父亲留下的益州基业，却因缺乏决断与谋略，在内外矛盾的夹缝中步步错棋，最终将天府之国拱手让与刘备。他并非无道之君，治下的益州“民殷国富”，少有大规模战乱，甚至被评价“若在治世可为良臣”，却生不逢时，在群雄逐鹿的乱世中，成为了历史的牺牲品。
子嗣命运：分仕吴蜀，家族荣光的彻底消散
刘璋有二子：刘循、刘阐，兄弟二人在刘璋投降后，分道扬镳，分别在蜀汉与东吴为官，成为刘氏家族余脉的两大分支。
长子刘循，娶益州豪强庞羲之女为妻。刘备攻占益州后，庞羲归降刘备，被任命为左将军司马。刘璋投降时，听从庞羲的建议，留下了刘循，刘备因庞羲的关系，也未为难刘循，任命其为奉车中郎将。奉车中郎将为皇帝近臣，掌皇帝车驾，虽有官职，却无实际权力，刘循在蜀汉为官期间，始终处于政治边缘，未再有任何建树，其后代也在蜀汉逐渐湮没，史书中再无记载。
次子刘阐，一名纬，随刘璋一同迁往荆州公安县。刘璋病逝后，南中豪强雍闿趁刘备夷陵之战战败之际，占据益州郡反叛，归附东吴。孙权为了扶持南中反叛势力，牵制蜀汉，任命刘阐为益州刺史，驻守交、益两州的交界处。建兴三年（225年），蜀汉丞相诸葛亮率军南征，平定南中叛乱，雍闿被杀，刘阐失去了依靠，只得返回东吴。孙权任命其为御史中丞，御史中丞为御史台副长官，掌监察百官，虽为高官，却也只是东吴的普通官僚，无法对益州产生任何影响。刘阐在东吴为官多年，最终病逝，其后代也在东吴逐渐融入士族，刘氏家族的割据荣光，彻底消散。
除刘璋一脉外，刘氏家族的其他成员，也早已在乱世中凋零。刘焉的长子刘范、次子刘诞，因密谋诛杀李傕事败被杀；三子刘瑁，娶吴氏为妻，吴氏颇有姿色，刘瑁早逝，后吴氏改嫁刘备，成为蜀汉的穆皇后，刘瑁一脉无后。至此，曾经割据益州二十余年的江夏竟陵刘氏，在三国的历史中，彻底沦为了边缘家族，最终被历史的长河所湮没。
五、家族评说：汉室宗支的割据缩影，乱世守成的悲剧范本
刘焉、刘璋父子缔造的益州割据，从初平元年（190年）刘焉入蜀，到建安十九年（214年）刘璋投降，历时二十四年，是东汉末年宗室割据的典型代表。这一家族的兴衰，不仅关乎益州的命运，也影响了三国初期的政治格局，其历史教训与命运悲剧，值得深思。
从家族开创者刘焉来看，其成功在于审时度势，抓住了东汉末年的时局机遇，以“废史立牧”之议为契机，入主益州，通过打击本土豪强、收编流民组建东州兵，迅速奠定了割据基业。但其失败，在于野心过度膨胀，造作舆服，图谋称帝，失去了汉室宗亲的正统性；同时，他对本土势力的过度打压，以及对张鲁的放任，为刘璋留下了内忧外患的益州，埋下了家族没落的伏笔。
从第二代主君刘璋来看，其性格决定了家族的命运。他仁厚爱民，却暗弱无断；他想守住基业，却缺乏政治与军事才能，既无法调和本土势力与外来势力的矛盾，也无法辨别忠奸，最终被张松、法正蒙蔽，引狼入室，将益州拱手让人。他的悲剧，是乱世中守成者的共同悲剧：在群雄逐鹿的时代，仁厚若缺乏实力支撑，便成了懦弱；守成若缺乏谋略与决断，便成了坐以待毙。
从历史影响来看，刘氏家族的益州割据，虽最终走向没落，却对三国格局产生了重要影响。刘焉的“废史立牧”之议，直接促成了各地军阀的割据，加速了东汉王朝的灭亡；而刘璋的投降，让刘备成功夺取益州，实现了诸葛亮《隆中对》中“跨有荆、益”的战略目标，为蜀汉政权的建立奠定了基础，最终形成了魏、蜀、吴三足鼎立的格局。
江夏竟陵刘氏的一生，是一曲汉室宗支的乱世悲歌。他们借汉室之名崛起，却因自身的野心与能力局限，最终走向没落；他们曾占据天府之国，称霸一方，却最终沦为历史的过客，家族余脉散居吴、蜀，逐渐湮没。这一家族的兴衰，让我们看到了东汉末年宗室割据的真实面貌，也让我们懂得：在乱世之中，仅有野心与仁厚远远不够，唯有兼具谋略、决断与实力，才能在群雄逐鹿中立足。而刘璋的仁厚，虽未能守住基业，却在冰冷的历史中，留下了一抹温暖的底色，让后人在评价这位“暗弱之主”时，多了一份理解与惋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