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快，朝廷的文官们又出招了，而这次的招数似乎无懈可击，令人难以应付。
内阁、六部齐齐上书，恭恭敬敬地请求皇帝开设经筵。一封封奏疏措辞谨慎，引经据典，将祖宗成法搬了出来。
为何这招难以应付？因为经筵确实是铁打的祖制。自英宗皇帝之后，明朝历代君王坚持了这一制度数百年，直至大明灭亡，从未中断。即便是最不愿受束缚的嘉靖、万历二帝，也不敢公然废除经筵，只能以各种理由推脱拖延。
所谓经筵，便是为皇帝设讲，由饱学鸿儒担任讲官，为天子讲授四书五经、历代治乱得失。而文武百官则要恭立一旁，洗耳恭听，以示君臣共同研习圣贤之道。
经筵的规矩极为繁复：每年春秋两季各开设三个月，每月三次，每逢二、五、八日举行。礼仪之庄严，仪式之隆重，堪比祭天大典。经筵必在文华殿举行，殿内正中设御座，皇帝端坐其上；御座前三尺处设讲案，讲官肃立案前；百官按品级分列两侧，鸦雀无声。讲毕，还要赐宴群臣，以示君臣一体、共治天下之意。
这套制度，说白了就是儒家士大夫给皇帝洗脑、立规矩、念紧箍咒的典型设计。通过经筵，让皇帝反复浸润在儒家教化之中，时刻牢记君王当以仁德治天下，不可专断独行。
文官们眼看着皇上越来越不听话，越来越难以拿捏，便决定用这祖宗成法来约束圣心。他们心想，让皇上老老实实坐在那里听讲，听那些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大道理，听那些君轻民贵天视自我民视的警世箴言，总能让他收敛些锋芒，变得温顺听话。
百官们甚至已经做好了准备：若是皇上敢拒绝开设经筵，便是藐视祖制，不敬圣贤，他们就要轮番上疏，甚至不惜以死相谏，掀起一场轩然大波。
然而出乎所有人意料的是，皇上不但当即痛快地同意了，而且还特意下旨，要求内阁、六部、都察院、翰林院等衙门的官员务必全员出席，不得缺席，以示朝廷对经筵的重视，对圣学的尊崇。
更让人始料未及的是，皇上竟然亲自指定了经筵日讲官——衍圣公孔胤植。
衍圣公？百官们面面相觑，这才恍然得知，衍圣公竟已悄然随驾进京，此刻就住在京城之中。
衍圣公这个称号虽是荣誉性质，但地位之崇隆，天下无出其右。若是朝会时，衍圣公要站在文臣班首，位在首辅之前。这是孔圣人的嫡系后裔，是圣人血脉的延续，是天下儒生共同的宗主。皇上说让衍圣公担任经筵日讲，这谁敢反对？谁敢说孔子的后人没有资格给皇上讲授四书五经？那岂不是自绝于圣人之门，自绝于天下士林？
于是这件事便顺理成章地定了下来，众臣虽然心中疑惑，却也无从置喙。
但是，朝中那些政治嗅觉敏锐的文官们，却隐隐感到了某种不安。他们想起了不久前在曲阜的传闻——皇上在孔庙大成殿，于孔子圣像前问了六个惊天动地的问题，那些问题句句锋利，直指儒家痛处，当时就让在场的官员们冷汗涔涔。
还有，衍圣公世代守护孔庙，从不轻易离开曲阜，这次竟然舍弃祖宗基业，悄无声息地随驾进京，这其中定有蹊跷。
难道，皇上在这经筵一事上，还藏着什么算计？还布着什么局？
朝臣们心中惴惴，却又无计可施，只能等待经筵那日，看看究竟会发生什么。
转眼便到了经筵开讲之日。
这天天色微明，文华殿前便已人声鼎沸。内阁大学士、六部尚书侍郎、都察院官员、翰林院学士、各部郎中员外郎，以及有资格列席的科道言官，纷纷身着朝服，鱼贯而入。
朝服上的补子在晨曦中熠熠生辉——一品仙鹤，二品锦鸡，三品孔雀，四品云雁……文官们个个神情肃穆，步履端庄，参加这次庄严的典礼。
文华殿内，灯烛辉煌。殿中央设着御座，御座前三尺处摆着讲案，两侧整齐排列着百官的站位。一切都按照祖制布置妥当，庄严肃穆，令人肃然起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