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知道，明末的粮价南北差异极大。南方一石米，在粮价较低的地区只要六钱到八钱银子，而在北方则要卖到一两五钱甚至二两银子，陕西、山西等灾区甚至高到七八两、十来两，差价至少在两倍以上，灾区更是高达十倍。
按理来说，这么大的差价，意味着很大的获利空间，商人逐利，应该能够从南方购买粮食，再到北方卖出，从中赚取差价，然而并非商人们不愿意这样做，而是很难做到。此时从南方向北方运送粮食，最便捷的方式是走京杭大运河，但是运河漕运，都控制在朝廷手里，普通商人难以充分利用。
并且，运河漕运损耗极大，一旦有黄河淮河泛滥，还会影响漕运的通畅，甚至导致粮食霉变，而且还要受制于河道、气候、漕帮等诸多因素，效率极其低下。根据统计，运河漕运的损耗率可能要达到一半以上，运送一百万石粮食，可能只能运到北京五十万石，甚至有时都不到。
但这已经是南北运粮最为便捷的方式了，至于陆路运粮，损耗更是高得吓人，往往运到一半，粮食就在路上损耗殆尽了。
正因如此，南方的粮食虽然富余，北方的粮价虽然高昂，却无法大规模地从南方向北方运粮。朝廷的漕运每年能运到京城的粮食，也不过数百万石，而且其中相当一部分还要被层层克扣、中饱私囊。
现在，崇祯征收南方部分省份的税收银子，就地转化为粮食，再利用海运庞大的运能，直接从海上运往北方，能够大大提高北方的粮食供给，而且成本远低于漕运。
高起潜下令后，转运司的商人和账房们立即行动起来。他们带着大量银两，分赴江南各地的粮行、米铺，与粮商、地主豪绅们洽谈收购粮食事宜。
起初，那些粮商们还有些疑虑，担心这是朝廷又要搞什么之类的强制征粮，价格压得极低。但转运司的商人拿出真金白银，明码标价，而且价格还完全按照市价，这才让那些粮商们放下戒心，纷纷愿意出售。
收购的数量之大，令人咂舌。成千上万石的稻米、小麦，从各地的粮行、米铺、地主豪绅手中收购而来，源源不断地运到各个港口的仓库中储存。短短一两个月时间，江南各地的粮价竟然因为这种大规模收购而微微上涨了一成左右。
苏州城里的米铺老板们聚在一起，议论纷纷：这转运司到底是什么来头?怎么一下子要买这么多粮食?
听说是朝廷的，皇上亲自下旨的。
皇上要这么多粮食干什么?难道真要打仗?
管他呢，反正咱们卖粮食赚了银子，这才是实在的!
与此同时，一艘艘满载粮食的大型沙船和福船，从杭州港、福州港、泉州港、广州港等各地海港陆续启航。那些船只高大雄伟，船体坚固，白色的风帆高高扬起，在东南季风的吹拂下，鼓得满满当当，如同一朵朵巨大的云朵。船队乘风破浪，浩浩荡荡地向着宁波港集中而去，远远望去，遮天蔽日，蔚为壮观。
部分海船，甚至扬帆远航，驶向交趾、占城、真腊、暹罗等南洋诸国，去收购那里盛产的稻米。那些地方气候炎热，一年可以种两季甚至三季稻，粮食产量极高，而且价格比大明更加低廉。转运司的商船带着大明的丝绸、瓷器、茶叶等货物前去交易，换回满船的稻米，赚取了丰厚的利润。
宁波港的码头上，如今更是一片热火朝天的景象。堆积如山的粮食麻袋一垛垛码放整齐，每一垛都有一人多高，上面用红漆写着转运司三个大字。转运司的官员和账房先生们身穿统一的青色长衫，腰悬算盘和账册，忙碌地登记造册、核对数量、检查质量，确保每一袋粮食的重量都符合标准，没有掺杂沙石或陈米。
数百名搬运工人挥汗如雨地装卸货物，他们赤裸着上身，露出古铜色的肌肉，肩上扛着沉重的麻袋，沿着跳板从岸上走到船上，又从船上走回岸上，来来回回，络绎不绝。
整个港口一片繁忙景象，船只进进出出，络绎不绝。有的船刚刚卸完货，立即又装上新的货物准备出发；有的船正在补给淡水和干粮，准备下一次远航；还有的船正在修补破损的船帆和船体，为即将到来的航程做准备。
码头周围的客栈、酒肆、茶楼也因此生意兴隆。那些水手、商人、搬运工人下了工，便涌进这些地方，大口喝酒、大口吃肉，谈论着航海的经历和见闻，整个宁波港都因为转运司的设立而变得比往日繁华了数倍。
高起潜站在港口新建的一座三层高的望楼上，居高临下地俯瞰着眼前这一幕。秋日的阳光洒在他身上，海风吹动他的袍角，他眯起眼睛，脸上露出满意的笑容。
他知道，这些粮食，将在不久的将来，发挥出无法估量的巨大作用。而这一切，都是皇上高瞻远瞩、深谋远虑的宏大布局中的一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