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正十六年，三月。
集庆城头飘扬了数月的“朱”字大旗，已然驱散了战争的最后一丝阴霾。城墙上的箭痕与焦黑处尚在，但城内的生机，却如同秦淮河畔的垂柳，在春风中顽强地抽出新绿。
那座曾经象征着元廷在江南统治核心的御史台衙门，如今已更换匾额，成为“吴国公府”。朱重八在攻克集庆后，采纳李善长、陶安等谋士建议，废黜元朝至正年号，奉韩林儿龙凤年号，并接受其册封为“吴国公”，正式建立了属于自己的军政机构。他将集庆更名为“应天”，取“顺应天命”之意，其志向，已昭然若揭。
府衙深处，原属于福寿的豪华书房，如今成了朱重八处理政务之所。陈设依旧华丽，但氛围已截然不同。没有了蒙古贵族的奢靡之气，取而代之的是一种务实而高效的肃穆。
李承泽坐在靠窗的一张书案后，面前堆满了等待处理的文书。他的身份已从单纯的书记官，擢升为吴国公府都事，品级不高，却身处机要，负责文书往来、档案管理，并协助李善长处理日常政务。此刻，他正凝神审阅一份来自镇江路的汇报文书，眉头微蹙。
“李先生，可是有何难处？”一个温和的声音响起。李承泽抬头，见是李善长走了进来。如今李善长已被任命为吴国公府参议，总领政务，位高权重，但对待李承泽，依旧保持着长者与师友的温和。
李承泽连忙起身，将文书呈上：“李公请看。镇江路禀报，已按国公爷钧旨，废除元廷部分苛捐杂税，然地方府库空虚，官吏俸禄、军需开支浩大，若再无进项，恐难以为继。且……仍有部分前元胥吏，阳奉阴违，巧立名目，暗中盘剥百姓。”
李善长接过文书，快速浏览，脸上并无意外之色。他轻叹一声：“此乃必然之困境。破旧易，立新难。国公爷仁德，欲轻徭薄赋，与民休息。然无财则政息，无政则民乱。此中平衡，殊为不易。”
他走到悬挂的应天周边舆图前，手指划过长江沿岸：“江北战事未休，张士诚虎视东侧，陈友谅雄踞上游。我军虽据应天，实乃四战之地，强军为第一要务。然强军需粮饷，粮饷需取自于民。取之过度，则失民心；取之不足，则弱军力。此两难也。”
李承泽深以为然。夺取应天的兴奋过后，摆在他们面前的，是一个百废待兴、同时又强敌环伺的烂摊子。如何治理这片新得的土地，如何筹措维持政权和军队运行的资源，如何赢得民心同时又能支撑起争霸天下的伟业，这些问题，远比攻城拔寨更为复杂。
“李公，依您之见，当从何处着手？”李承泽虚心地问。
李善长沉吟道：“首要者，在于‘立信’。国公爷入城之初，便严令秋毫无犯，又废除部分苛税，此乃立信于民。然此尚不足。需有明确法令，使官民皆知有所遵循，有所敬畏。其次，在于‘理财’。需尽快清丈田亩，核定户籍，建立新的赋税征收体系，既要确保国库收入，又要防止官吏中饱私囊，更要避免竭泽而渔。再次，在于‘用人’。需大力招揽贤才，尤其是熟悉江南政务、经济的士人，充实各级官府，取代那些旧元胥吏。”
正说着，门外传来脚步声，朱重八一身常服，未带随从，大步走了进来。他面色沉静，目光扫过李善长和李承泽，直接问道：“在商议何事？”
李善长将镇江路的文书以及方才与李承泽讨论的困境，简要禀报。
朱重八听完，走到书案后坐下，手指敲了敲桌面，沉声道：“这些问题，俺也思虑良久。立信、理财、用人，李书记所言极是。但还不够。”
他目光锐利地看向二人：“立信，不能只靠一纸命令。俺已决定，设立‘提刑按察司’，选派刚正官员，巡视各州县，专司纠察官吏贪腐、审理冤狱！凡有贪赃枉法、欺压百姓者，无论官职大小，一经查实，严惩不贷！俺要用几颗贪官的人头，来立这个信！”
李承泽心中一凛，仿佛又看到了那个在濠州城下，斩杀违令军士以立军纪的朱重八。手段依旧铁血，但目标，已从整军转向了治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