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天深夜，崇祯秘密召见锦衣卫指挥使骆养性。
“周延儒果真如奏章所说，结党营私，欺君罔上？”
骆养性跪奏：“陛下，臣查到周阁老与几位言官过从甚密，每逢重大朝议，总能事先知晓内容。此外...他还与几位商贾交往甚厚，其中或有利益输送。”
崇祯沉默良久，挥挥手让骆养性退下。
次日朝会，周延儒还在侃侃而谈如何与后金周旋，崇祯突然打断：“周先生可知，朕最恨什么人？”
周延儒一愣：“臣...臣不知。”
“朕最恨欺君之人！”崇祯猛地站起，将一叠密报摔下丹墀，“你口口声声为国为民，背地里却结党营私，泄露朝议！这就是朕的好首辅！”
周延儒面如土色，跪地不止：“陛下明鉴，臣冤枉啊！”
“冤枉？”崇祯冷笑，“要不要朕传那几个商贾上来对质？”
周延儒顿时瘫软在地。
周延儒罢相后，温体仁终于如愿以偿登上首辅之位。与周延儒的圆滑不同，温体仁作风强硬，对异己毫不留情。他上任后，大力提拔自己的门生故旧，对东林党人则极力打压。
朝中的党争愈发激烈。以钱谦益为首的东林党人与温体仁势同水火，双方互相攻讦，朝政几乎陷入停滞。
崇祯为此头痛不已。他既需要温体仁这样的干才来推行新政，又不愿看到一家独大的局面。于是，他采取了一种微妙的平衡术——一方面支持温体仁的改革，一方面又保留东林党人的一些职位。
这种摇摆不定的态度，让朝臣们更加无所适从。
一日，崇祯召见新任礼部侍郎徐光启。这位老臣以精通西学、务实能干著称。
“徐先生，你说朕为何总是找不到合适的阁臣？”崇祯难得地流露出困惑。
徐光启沉吟片刻，缓缓道：“陛下，老臣以为，非是朝中无人，而是时势使然。如今内忧外患，纵有管仲、乐毅之才，也难立即扭转乾坤。陛下求治心切，稍不如意便更易大臣，恐非长久之计。”
崇祯皱眉：“你的意思，是朕太过急躁？”
“老臣不敢。”徐光启躬身道，“只是治国如医病，疾重不可用猛药。如今大明积弊已深，需徐徐图之。阁臣更替频繁，则政令朝令夕改，地方官员无所适从，反生混乱。”
崇祯默然。他何尝不明白这个道理？但每当看到那些庸碌无为或是结党营私的官员，他就忍不住怒火中烧。
便在这时，一份八百里加急送抵京师：登莱巡抚孙元化因部下叛乱被革职查办。孙元化是徐光启的门生，也是朝中少有的精通火器的将领。
徐光启闻讯，老泪纵横：“陛下，孙元化虽有失察之罪，然当今懂得西洋火器者寥寥无几。若杀此人，无异自断臂膀啊！”
崇祯心烦意乱。孙元化确实人才难得，但部将叛乱、丢失城池是大罪，若不严惩，何以服众？
最终，孙元化被处斩。徐光启因此一病不起，不久便与世长辞。
崇祯闻讯，在乾清宫中独坐一夜。他想起徐光启生前最后那番话，心中第一次产生了动摇：自己的严刑峻法，是不是真的太过急躁了？
然而，局势已不容他后悔。陕西的民变已成燎原之势，高迎祥、张献忠、李自成等名号开始频繁出现在奏报中；辽东的皇太极改国号为清，公然与大明分庭抗礼。
崇祯六年春，温体仁因处置流民问题失当，遭百官弹劾，被迫辞官。
又一位首辅倒下了。这已是崇祯即位以来的第七任首辅。
新的首辅人选，崇祯选择了张至发。一个名不见经传，但在各方势力中都没有太深根基的官员。
任命颁下的那天晚上，崇祯独自登上煤山。暮色中的北京城万家灯火，而他的内心却一片冰凉。
“皇兄，若是你在这个位置上，会怎么做呢？”他望着紫禁城的重重殿宇，轻声自语。
夜风吹过，无人应答。只有远处隐约传来的梆子声，在寂静的夜空中回荡。
崇祯不知道的是，就在他站在煤山上眺望京城时，陕西米脂县的一个驿卒因丢失公文被革职，正对着一家老小愁眉不展。这个人叫李自成。
而远在辽东，皇太极正在筹划一次更大规模的入关行动。
大明的命运，正在这频繁换相的闹剧中，一步步走向深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