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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35章 财政溃败(1 / 2)

崇祯十二年秋,山西汾州府的官道上尘土飞扬。钦差大臣、户部右侍郎李三才坐在轿中,手中紧握着一卷黄绫圣旨。轿帘缝隙间,他看见道旁枯死的庄稼,看见面黄肌瘦的百姓,看见几个孩童在挖草根——这一幕让他想起二十年前路过此地时,看到的还是“汾州熟,天下足”的丰饶景象。

“大人,汾州城到了。”随从在轿外禀报。

李三才掀开轿帘,看见城门处黑压压跪着一片人。汾州知府王化贞带着阖城官员、士绅跪在最前面,见轿子停下,连忙高呼:“臣等恭迎钦差大人!”

“都起来吧。”李三才走出轿子,目光扫过众人,“本官奉旨催征剿饷,王知府,去岁汾州欠饷八万两,今年又欠五万,作何解释?”

王化贞冷汗涔涔:“大人容禀,非是下官不尽力,实是……实是百姓太苦。连年大旱,田地颗粒无收,去岁还能征些存粮,今年是真的征不上来了。”

“征不上来?”李三才冷笑,“本官一路所见,富户高墙大院,粮仓满满,你说征不上来?”

“这……”王化贞语塞。

李三才不再理他,径直走向府衙。他知道王化贞的难处——那些富户多半有功名在身,或是与朝中大佬有姻亲关系,地方官根本不敢强征。但皇命在身,他也没有选择。

府衙大堂上,李三才展开圣旨:“奉天承运皇帝诏曰:流寇肆虐,国用匮乏,着各省府州县速将欠饷解送京师,不得延误。违者,督抚以下皆革职问罪!”

王化贞跪地接旨,双手颤抖。等李三才收起圣旨,他才颤声道:“大人,可否……可否宽限些时日?下官就是砸锅卖铁,也……”

“宽限?”李三才打断他,“辽东催饷的文书一日三至,剿寇的将士嗷嗷待哺,皇上在宫里每日只食两餐以节用度,你让本官如何宽限?”

他顿了顿,放缓语气:“王知府,本官知道你的难处。但朝廷更难。去岁岁入不过四百万两,而辽东年需三百余万,剿寇又需加征二百八十万剿饷。这还不算九边军镇、百官俸禄、宗室禄米。你说,朝廷该怎么办?”

王化贞无言以对。是啊,朝廷该怎么办?百姓又该怎么办?

同一时刻,千里之外的北京紫禁城,崇祯皇帝正在乾清宫翻阅户部呈上的《崇祯十一年度收支总册》。那册子很薄,记录的内容却触目惊心:

岁入:税粮二百八十万石,折银约二百二十四万两;盐课银八十万两;关税银四十万两;杂税银六十万两。总计四百零四万两。

岁出:辽东军费三百二十万两;九边其他军镇一百八十万两;剿寇军费已支二百五十万两(尚欠一百三十万两);百官俸禄六十万两;宗室禄米折银一百二十万两;宫廷用度四十万两。总计九百七十万两。

赤字:五百六十六万两。

这还不包括各地拖欠的军饷、即将到期的债务、以及预料之外的灾荒赈济。

崇祯合上册子,闭上眼睛。五百六十六万两的窟窿,拿什么填?加税?百姓已经活不下去了。借债?向谁借?江南富商?他们宁可将银子埋在地下,也不愿借给朝廷。抄家?抄谁的家?那些大臣一个个哭穷,可他知道,他们家里金山银山。

“皇上,首辅大人求见。”太监小心翼翼禀报。

“宣。”

首辅薛国观走进殿内,行过礼后,呈上一份奏疏:“陛下,这是臣与户部商议的筹款之策,请皇上御览。”

崇祯接过,快速浏览。奏疏提出了三条建议:一、向京城百官“劝捐”,按品级摊派;二、预征明年田赋;三、加征“练饷”,每亩再加银一分。

“预征明年田赋?”崇祯皱眉,“今年的税都收不上来,明年的如何预征?”

薛国观躬身道:“陛下,此乃权宜之计。待剿寇功成,天下太平,自可休养生息。”

“那加征练饷呢?剿饷才加征不久,又加练饷,百姓何堪?”

“陛下,不加饷则无兵,无兵则不能剿寇,不能御虏。此两难之局,臣等亦知,然别无良策。”

崇祯沉默良久,终于提笔批了个“准”字。他知道这是在饮鸩止渴,可不喝这杯毒酒,现在就得渴死。

劝捐的旨意第二天就传遍了京城。一时间,朝野哗然。

“捐俸?老夫的俸禄已经欠了三个月了,拿什么捐?”都察院左都御史刘宗周在府中拍案大怒。

“听说还要按品级摊派,一品官捐五千两,二品三千两,依次递减。”门生低声说。

“五千两?”刘宗周冷笑,“就是把老夫这宅子卖了,也不值五千两!”

话虽如此,圣旨难违。三天后,百官捐款的数目报了上来:首辅薛国观捐了一千两,次辅程国祥捐了八百两,六部尚书多的捐五百,少的捐三百。合计不过三万两,还不够辽东大军十日的开销。

崇祯在宫中得知,气得摔了茶盏:“满朝朱紫,家财万贯,却只捐这些!他们眼里还有没有这个朝廷!”

太监王承恩跪地劝道:“皇爷息怒,许是大臣们确实……确实不宽裕。”

“不宽裕?”崇祯指着宫外方向,“那周奎,朕的岳父,国丈爷,他只捐了三千两!可朕知道,他在通州的庄子就有三处,店铺二十余家!还有那田弘遇,嘉定伯,朕的另一个岳父,捐了两千两!他们的女儿在宫里锦衣玉食,他们的儿子在外挥霍无度,到了朝廷需要的时候,却如此吝啬!”

王承恩不敢接话。他知道皇帝说的都是实情,可那些皇亲国戚,哪个是好惹的?

劝捐失败,预征田赋和加征练饷就成了唯一的指望。然而这两项政策在地方执行时,却变成了压垮百姓的最后一根稻草。

陕西澄城县,农民张成德蹲在自家地头,看着龟裂的田地欲哭无泪。去年大旱,颗粒无收,官府还来催剿饷。他把家里的耕牛卖了,才凑够税款。今年开春,他借了高利贷买种子,指望能有个收成,结果又是一场大旱。

“成德哥,里正来了。”邻居慌张来报。

张成德心里一沉,站起身,看见里正带着两个衙役走过来。

“张成德,今年的练饷,每亩加征一分银,你家十亩地,共一两银子。”里正板着脸说。

“一两银子?”张成德声音发颤,“大人,小人实在拿不出来了。去年欠的债还没还,今年……”

“少废话!”衙役打断他,“这是朝廷的旨意,你敢抗旨?”

“可小人真的没有啊!”

“没有?”衙役冷笑,“屋里搜搜!”

两人闯进张家破旧的土房,翻箱倒柜。张成德的妻子抱着三岁的孩子缩在墙角哭泣。最后,衙役在米缸底找到了一小袋铜钱——那是张家最后的口粮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