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不是钱吗？”衙役掂了掂钱袋，“约莫五百文，先抵一半。剩下的限你三日凑齐，否则大牢伺候！”
衙役拿着钱袋走了。张成德瘫坐在地，妻子过来扶他，眼泪滴在他肩上：“当家的，这可怎么办……”
“怎么办？”张成德喃喃道，“卖儿卖女吧。”
这话不是气话。村里已经有好几家卖儿卖女了。女孩子卖给人牙子，男孩子卖去做学徒，实际上就是奴仆。可张家孩子才三岁，能卖给谁？
当晚，张成德去了村东头王大户家。王大户是方圆几十里最大的地主，放高利贷，兼并土地，名声很坏，但现在张成德别无选择。
“借钱？”王大户翘着二郎腿，“可以，月息五分，利滚利。拿什么抵押？”
“小人……小人还有十亩地。”
“你那地？”王大户嗤笑，“旱得裂了口子，种啥死啥，值几个钱？这样吧，地我不要，把你媳妇押给我家做工，每月抵些利息。”
张成德血往上涌，但想到大牢，想到孩子，他咬牙点头：“好。”
借了一两银子，张成德走出王家大门时，听见里面传来王大户的笑声：“又一个自投罗网的。等他还不上钱，地还是我的，人也是我的。”
张成德握紧拳头，指甲掐进肉里。他想起前些日子听说的，李闯王在河南“均田免赋”的事。当时他还觉得那是造反，是大逆不道。可现在他想，如果真能均田免赋，造反又怎样？
山西、陕西、河南、湖广，像张成德这样的农民成千上万。他们被三饷（辽饷、剿饷、练饷）压得喘不过气，被高利贷逼得走投无路。于是，李自成的队伍越来越庞大，“迎闯王，不纳粮”的口号越来越响亮。
而朝廷的财政却在恶性循环中不断恶化：加征导致民变，民变需要剿寇，剿寇需要加饷，加饷导致更多民变。这个死循环，谁也解不开。
崇祯十三年春，户部尚书李待问上了一道震惊朝野的奏疏：“国库存银仅余八万两，不足京师一月之用。各省积欠京饷已达四百余万两，催缴无果。请皇上速决。”
崇祯召集群臣商议。这次连平日最能争吵的大臣们都沉默了。没钱，什么都是空谈。
“陛下，”薛国观硬着头皮开口，“可否……可否向江南富商借债？利息从优。”
“借过了。”李待问苦笑，“去岁臣亲自去江南，好说歹说，只借到二十万两，还不够辽东大军半月之需。”
“那……那发钞如何？”有人提议。
“万历年间发的宝钞，如今已成废纸。”李待问摇头，“百姓不信，发之何用？”
殿内又陷入沉默。这时，一个小太监匆匆进来，在崇祯耳边低语几句。崇祯脸色一变，挥手让众人退下。
等大臣们离开，那小太监才禀报：“皇爷，东厂番子在周国丈府外监视多日，发现其每日宴饮，夜夜笙歌。昨日周府采买，仅山珍海味就花了三百两。”
崇祯脸色铁青。他的岳父，当朝国丈，宁可每日花费三百两吃喝，也不愿多捐一两银子给朝廷！
“还有，”小太监继续说，“嘉定伯田弘遇上月在天津新购宅院一座，花费五千两。成国公朱纯臣在通州的庄园扩建，光是太湖石就运了三十船……”
“够了！”崇祯厉声喝止。
他走到窗前，望着紫禁城层层叠叠的宫殿。这是太祖皇帝留下的江山，这是成祖皇帝扩建的皇城，这是二百七十多年的大明基业。可现在，这座大厦就要因为没钱而崩塌了。
他知道问题出在哪里——宗室繁衍，禄米成灾；官员贪腐，中饱私囊；富户逃税，积欠如山；土地兼并，税基流失。这些积弊不是一天造成的，也不是一天能解决的。可他没有时间了，流寇没有给他时间，建虏没有给他时间。
“传旨，”崇祯缓缓转身，“宫中用度再减三成，朕每日膳食减为两菜一汤。后宫嫔妃，月例减半。”
王承恩跪地：“皇爷，这……这太苦了……”
“苦？”崇祯惨笑，“比起边关将士饿着肚子打仗，比起百姓易子而食，朕这点苦算什么？”
圣旨传出，感动了一些人，也激怒了一些人。周皇后回娘家哭诉，周奎大怒：“皇上这是做给谁看？我周家世代忠良，捐了三千两还不够？非要逼得我们家破人亡吗？”
这话传到崇祯耳中，他什么都没说，只是又摔了一个茶盏。
崇祯十三年秋，李自成破洛阳，杀福王。消息传来时，崇祯正在用午膳——真的只有两菜一汤。他放下筷子，问：“福王府抄出多少金银？”
兵部尚书陈新甲低头：“据报……约三百万两。”
三百万两。崇祯笑了，笑声凄厉。一个藩王，家里藏着三百万两，而朝廷国库只有八万两。一个藩王，宁可让银子发霉，也不愿拿出来保卫这个王朝。
“好，很好。”崇祯止住笑，“传旨，福王世子袭爵，禄米减半。”
就这样？大臣们面面相觑。就这样轻描淡写？不该彻查其他藩王吗？不该让宗室捐款吗？
但他们不敢问。因为他们知道，如果彻查，如果强捐，第一个反对的就是皇帝自己——那是他的亲戚，他的家人。皇帝可以逼百官，可以加赋税，却动不了宗室。
这就是大明财政最深的疮疤：最大的蛀虫，恰恰是这个王朝的基石。宗室、勋贵、外戚，这些最该出钱的人，反而最不可能出钱。
冬天来了，北京城特别冷。紫禁城里的炭火供应不足，崇祯披着厚厚的貂裘，还在批阅奏章。其中一份来自陕西三边总督郑崇俭，上面写着：“士卒十月无饷，哗变在即。请朝廷速拨银二十万两，否则边关不守。”
崇祯提笔，想批个“准”字，却不知银从何来。最后，他批了：“着该督就地筹饷，务必安抚军心。”
就地筹饷，就是纵兵抢掠。这一点，皇帝明白，郑崇俭也明白。可不这样，又能怎样？
同一时刻，李自成在西安称王，建国大顺，年号永昌。他宣布：“三年不征，五年不纳。”消息传开，陕西、山西、河南的农民奔走相告，纷纷来投。
大明财政彻底溃败了。不是败于战场，而是败于自己的贪婪和短视；不是败于外敌，而是败于内部的腐朽。当朝廷再也拿不出钱来养活军队、赈济灾民、支付俸禄时，这个王朝的丧钟就已经敲响。
乾清宫的烛火摇曳，映照着崇祯憔悴的面容。他在想，如果太祖皇帝知道他的子孙把江山弄成这样，会不会从孝陵里跳出来？如果成祖皇帝知道他的五征漠北、七下西洋换来的竟是这样的结局，会不会气得再死一次？
可惜，历史没有如果。财政的崩溃就像堤坝的溃决，一旦开始，就再也无法挽回。而大明王朝，正随着这溃决的洪流，冲向灭亡的深渊。
窗外，北风呼啸，卷起一地枯叶。那是崇祯十二年的最后一场风，吹过空荡荡的国库，吹过饥寒交迫的边关，吹过易子而食的乡村，也吹过紫禁城里那个孤独而绝望的皇帝。
而千里之外的西安，李自成正在大宴将士。酒肉管够，笑声震天。他没有国库，但他有从藩王、贪官那里抄来的金银。他没有税赋，但他有百姓的拥护。这场财政的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