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历三十二年深秋，无锡东林书院的银杏叶正金黄灿烂。清晨的薄霜尚未完全消散，顾宪成便已起身，披着一件半旧的青布长衫，缓步走进依庸堂。堂内空旷，晨光透过雕花窗格斜射进来，在青砖地面上投下斑驳的光影。他今年五十五岁，面容清癯，须发已见霜白，但眼神依然明亮锐利。堂内正中悬挂着他亲笔题写的对联：“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墨迹酣畅，笔力遒劲，这是他在书院重建之初写下的，如今已成为东林讲学的精神写照。
堂前庭院里，几个早起的学子正在清扫落叶。扫帚划过青石板的沙沙声，与远处惠山传来的晨钟声相互应和。顾宪成站在堂前台阶上，看着这些年轻的学子，心中涌起复杂的感慨。二十年前，他因在吏部任上直言进谏，触怒权贵，被罢官回乡。那段时间是他人生最低谷，曾经的同僚避之不及，昔日的门生纷纷离去。但也是在那时，他与弟弟顾允成商议，决定重建宋代杨时讲学的东林书院。
“兄长，官场不容直言，书院总可以讲真话吧。”顾允成当时这么说。他们变卖家产，向亲友筹款，一砖一瓦地重建了这座荒废已久的书院。最初只有三五知己，在堂中讨论经义，评议时政。渐渐地，声名传开，远近学子慕名而来，江南的士绅也纷纷资助。如今书院已有学舍百余间，常住学子二百余人，每月大会时，前来听讲者多达千人。
脚步声打断了顾宪成的思绪。高攀龙沿着回廊走来，手里拿着一卷书稿。“泾阳兄，这是本月会讲的议题草稿，请过目。”高攀龙比顾宪成年轻十岁，是同乡也是挚友，两人一同创办书院，一同主持讲学。顾宪成接过书稿，展开细看。稿上列出了十个议题：从《大学》格物致知的本义，到朝廷矿税之害的评议；从江南水利的治理，到边关军备的整顿。既有经典阐释，也有时政探讨。
“议题可以，只是关于矿税的讨论要谨慎些。”顾宪成指着其中一条，“太监税使横行，民怨沸腾，这是事实。但直接抨击，恐授人以柄。”高攀龙点头：“我明白，所以措辞上用了‘民生多艰，宜加体恤’这样的说法。”两人又讨论了几处细节，最终定稿。这时，晨钟再次响起，是讲学即将开始的信号。
学子们陆续走进依庸堂。他们大多穿着朴素的青衿，头戴方巾，年龄从十几岁到三四十岁不等。有的来自江南富庶之家，有的则是寒门子弟，靠书院提供的膏火费维持生计。但在这里，他们只有一种身份——求学者。堂内很快坐满，后来者只能站在廊下、窗外。顾宪成注意到，今天有不少新面孔，大概是慕名而来的外地学子。
讲学开始前，照例是静坐一刻钟。堂内鸦雀无声，所有人正襟危坐，闭目凝神。这是顾宪成定下的规矩，他认为治学首先要静心，心不静则思不澄。一刻钟后，他轻击案上的铜磬，清脆的磬声在堂内回荡。众人睁开眼，目光齐聚讲台。
“今日先讲《大学》首章。”顾宪成开口，声音不大，但清晰沉稳，“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这三句话，历代注解无数，今日我们重新探讨。”他没有照本宣科，而是从问题入手：“何谓明德？是我们固有之良知，还是需要后天修养？明德如何明？是通过读书穷理，还是通过事上磨炼？”一连串问题抛出，堂内陷入沉思。
一个年轻学子站起来：“学生以为，明德即孟子所言恻隐之心，人皆有之。明明德，便是扩而充之。”顾宪成点点头，又摇摇头：“说得不错，但不够。如果明德只是恻隐之心，那么盗贼也有恻隐之时，何以仍是盗贼？”他顿了顿，“明德不仅是善良的本性，更是对天理的全然体认。这需要格物致知，需要诚意正心，需要层层工夫。”
讨论就此展开。学子们纷纷发表见解，引经据典，相互辩难。有人引用朱熹的注解，有人搬出王阳明的观点，还有人提出自己的理解。顾宪成时而倾听，时而引导，时而点评。他不要求学生盲从权威，而是鼓励他们独立思考，在辩论中接近真理。这种自由论辩的风气，正是东林书院最吸引人之处。
一个时辰后，议题转向时政。高攀龙主持这部分讨论。“近日朝廷加派辽饷，江南每亩加征三厘，诸位如何看待？”这个问题一抛出，堂内气氛顿时热烈。一个苏州籍的学子站起来，情绪激动：“江南赋税本已沉重，再加辽饷，百姓何以堪？且辽东战事迁延不决，军费如无底之洞，此非长久之计。”
另一个年长些的学子相对冷静：“辽饷固是负担，但边关危急，若无军饷，将士如何守土？关键不在加不加，而在如何加。若能使富者多担，贫者少担，或可减轻民怨。”众人你一言我一语，有人主张清查隐田，让地主豪强承担更多；有人建议整顿军屯，恢复卫所自给；还有人提出开放海禁，以商税补军费。
顾宪成静静听着，等大家说得差不多了，才开口：“诸位所言都有道理，但遗漏了根本一点——为何辽东战事迁延十年不决？是军饷不足，还是将帅无能？是兵备不修，还是朝中党争牵制？”他这一问，点出了更深层的问题。堂内安静下来，学子们陷入沉思。顾宪成继续说：“今日我们讨论辽饷，不能只看江南百姓负担，还要看辽东将士苦劳，更要看朝廷决策得失。这才是‘事事关心’的真义。”
讲学持续到午时。磬声再次响起，上午的课程结束。学子们三三两两走出依庸堂，有的直接去膳堂用饭，有的还在回廊下继续讨论。顾宪成和高攀龙走在最后，边走边谈。“今日有几个学子颇有见地，”高攀龙说，“那个提出开放海禁的，是福建来的，对海外贸易很熟悉。”顾宪成点头：“实务之才，难得。经义要讲，实务也要讲，否则便是空谈。”
他们走进书院的藏书楼。楼内藏书三万卷，经史子集俱全，还有不少当代学者的文集、地方志书、奏议汇编。这是书院的财富，也是顾宪成最自豪的成就之一。他当年罢官回乡，带回最多的就是书籍。后来各地友人、江南士绅纷纷捐赠，藏书日渐丰富。此刻，楼内有几十个学子在阅览，安静得只能听见翻书声和笔尖在纸上的沙沙声。
顾宪成走到一个正在抄书的学子身后，俯身看去。那学子在抄录宋代名臣李纲的奏议，字迹工整，一笔不苟。“为何抄这个？”顾宪成轻声问。学子吓了一跳，连忙起身行礼：“学生觉得李忠定公当年处境与今日有相似之处，都是外患内忧，想看看他是如何建言献策的。”顾宪成欣慰地拍拍他的肩：“用心读书，便是如此。不要只读圣贤经传，也要读史书奏议，从前人经验中寻智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