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谢同志。”
易瑞东道了谢，转身离开。这句简单的、看似平常的问路，就是他抵达广州后的第一个接应信号。如果他没记错，出了站右转，应该会有一个穿着灰色短袖衬衫、手里拿着一份《羊城晚报》的中年人在等他。
果然，走出出站口右转，没走多远，就在一个卖甘蔗汁的小摊旁，看到了一个符合描述的身影。那人正看似随意地翻着报纸，目光却不时扫过出站的人流。
易瑞东不动声色地走过去，在摊上买了一根甘蔗，用普通话对摊主说：“麻烦，削皮。”然后，他像是自言自语，又像是跟旁边的“看报人”搭话：“这南方的天真热，比我们厂里锅炉房还热。”
“看报人”头也不抬，接口道：“北方来的同志？习惯了就好。我们这儿，冬天才舒服。”
暗号对上了。
易瑞东心中一松。这看似闲聊的两句话，正是约定的第二层确认。
“看报人”这才抬起头，收起报纸，对易瑞东点了点头，脸上没什么表情：“跟我来。”说完，转身就走。易瑞东拿着削好的甘蔗，不紧不慢地跟在他身后，保持着几步的距离。
两人一前一后，穿过了火车站前拥挤杂乱的广场，拐进了一条相对安静的小巷，又走了约莫十分钟，来到一栋挂着“广东省轻工业局招待所”牌子的旧楼前。
“看报人”在门口停下，低声快速说道：“三楼，307房，已经开好了，登记名字就是易向东。晚上七点，有人送饭上来。明天上午九点，楼下会有一辆黑色‘上海牌’轿车接你。车牌尾号47。其他的，不要多问，不要外出。”说完，他冲易瑞东微不可察地点了下头，便转身消失在巷口。
易瑞东提着行李，走进了招待所。前台是个四十多岁的妇女，正打着毛线，见他进来，抬眼看了看，用粤语问了句什么。
易瑞东用生硬的普通话重复了“易向东，307房”，对方似乎见惯了南来北往的出差干部，也没多问，扔给他一把系着木牌的钥匙。
房间很小，只有一张床、一张桌子、一把椅子和一个洗脸架，但还算干净。窗户对着后巷，很安静。易瑞东放下行李，仔细检查了房间，确认安全后，才稍稍放松下来。他洗了把脸，南方带着水汽的凉意让他精神一振。透过窗户，能看到远处模糊的都市轮廓和高耸的（当时为数不多的）楼房剪影，与北京的四合院胡同是截然不同的景象。
晚上七点，准时有人敲门，送来了简单的饭菜：一碟白切鸡、一碟炒青菜、一碗米饭和一碗例汤。送饭的是个年轻小伙子，一言不发，放下饭菜就走。
这一夜，易瑞东睡得很浅。陌生的环境、湿热的空气、即将到来的关键会面，都让他保持着高度警觉。
第二天上午九点整，易瑞东提着行李下楼。招待所门口，果然停着一辆黑色的“上海牌”轿车，车牌尾号47。他拉开车门坐了进去。司机是个沉默寡言的中年人，等他坐稳，便一言不发地发动了汽车。
车子在广州市区穿行。易瑞东透过车窗观察着这座南方重镇。街道比北京狭窄，两旁多是带有骑楼的旧式建筑，行人如织，自行车穿梭，偶尔能看到一两辆汽车或电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