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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讯室里的日光灯，亮得有点刺眼。
这间审讯室，已经审讯过很多人，从欧阳菁到李佳佳，再到刘新建。
陈清泉进来的第一天，就把这盏灯记住了。
他在这里坐了很多天，灯始终亮着，不分昼夜，不管外面是晴是雨，这盏灯就这么亮着，把审讯室里的每一寸地方都照得一览无余，连桌角的那条细纹都清晰得像刚刻上去的。
陈清泉是个聪明人。
在京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做了多年副院长，见过太多案子，太多人，太多那种刚进来还硬撑着、最后一块一块垮掉的人。他对这种地方不陌生，对这种流程也不陌生。所以他进来的第一天，就想清楚了一件事——
他是被从床上抓住的，遮是遮不住的，拖是拖不过去的，能争取的，只有一个“宽”字。
所以他交代得很快。
快到让侯亮平有点措手不及。
那些贪污的数字，他说得清清楚楚。哪年，哪月，哪一笔，走的哪条路，落在哪个账户，每一个环节，他都能说出来，而且数字咬合得很准，和账目里的出入极少，显然不是在临场编造，是早就在心里存着的。
他妹妹的事，他也说了，说得比贪污的事还要详细。妹妹早年在某县做一个副科级的小干部，后来怎么挪到政法系统，怎么从科长做到副处，哪件事是他打了招呼，哪件事是顺水推舟、借了别人的力，他一一区分，区分得很细，生怕纪委把不该算他的账算到他头上。
山水庄园的那些事，他也没有隐瞒，说了多少次，哪几个人在场，是谁第一个介绍他去的，那位乌克兰姑娘叫什么名字，身高大概多少，会说几句中文，会说哪几句——
他连这个都记得，说的时候脸上有一点讪讪的，但还是说了，一个字都没打折扣。
侯亮平听到这里，已经在心里叹了口气。
不是这些东西没有价值，而是这些东西，不是他想要的。
他想要的，是陈清泉背后那张更大的网。
最好是那张网的某一个重要节点，在高育良身上。
这件事，侯亮平想得很清楚——陈清泉做过高育良的秘书，后来也一直在政法系统，在那个人身边进进出出，见过什么人，听过什么话，经手过什么事，这些东西，是真正有价值的东西。
问题是，怎么把这些东西问出来。
他先用了直接的方式。
“你在高育良书记身边工作期间，有没有注意到，他在某些具体事项的处置上，与正常程序存在偏差？”
陈清泉已经交代了很多，但还是摇头，语气很认真：“高书记做事很规范，我在他身边这些年，没有见过他违规操作的情况。”
“有没有某些案件或者项目，他的意见和系统内部的意见不太一致，事后回头看，你觉得他是出于某种非工作层面的考虑？”
陈清泉沉默了一会儿，说：“高书记对案件有他自已的判断，有时候和判断。”
侯亮平继续，换了一个角度，把陈清泉当年亲历的几件具体事情一一拿出来，逐条追问——那件事的具体指示是什么？是否书面留存？与后来的结果有没有出入？
陈清泉对答如流。每件事都说得有细节、有逻辑，但每一件说完，侯亮平都感觉自已面对的是一个保险柜，虽然柜门大开，里面却空无一物。
他有点急了。
第三天，侯亮平换了一种方式。
他把陈清泉秘书任期内，高育良处理过的几件有争议的事情，用一种半推断的语气重新描述了一遍，在末尾加了一句：“你觉得，当时高书记做这个决定，有没有可能是受到了某些外部因素的影响？比如来自赵家方面的压力，或者某种不成文的、你不便明说的利益安排？”
这是引导式提问了。
陈清泉听完，停了很长时间，没有立刻回答。
然后他抬起头，用一种很复杂的眼神看着侯亮平。
那眼神里有什么，侯亮平看得出来——不是配合，不是对抗，是一种识破了真相之后的、带着一点鄙视的东西。
“侯主任，”陈清泉说，声音很平，“你让我说什么，你直接说就好。但我告诉你，我知道的，都说了；我说不出来的，不是我不想说，是真的没有。”
“或者，你想要什么，你直接写就行，我都签字。到了这里，我有觉悟。”
侯亮平沉默了。
审讯又持续了好几天。
侯亮平没有放弃，他从另一个方向继续挖——高育良主导政法委工作期间，有没有哪些案件，结果让某些利益方受益；高育良的社会关系里，有没有和赵家有往来的中间人；高育良本人的生活细节，有没有超出正常范围的开支或收入……
陈清泉一一回答，有什么说什么，没有的，也没有说有。
唯一有价值的是吕州美食城，可美食城又完全用不了。
侯亮平问到了陈清泉小时候在县城长大的经历，问到了他父亲的职业，问到了他读大学时有没有受到什么特殊照顾，问到了他第一次进入政法系统是通过什么渠道——每一个问题，都像是在往深处挖，但挖出来的，都是普普通通的人生经历。
他把陈清泉的家庭关系图摸了个遍，一圈摸下来，没有找到任何一条线能够绕到高育良身上去。
但他还是写了一份审讯材料。
那份材料写得很认真，把陈清泉说过的所有话，重新做了一次梳理，在某些地方，用了一些模糊的措辞，把陈清泉的陈述和关于高育良的推断，靠在了一起。
也适当添加了一些。
但都是口供，没有佐证。
这份材料，他送去给了田国富过目。
田国富把材料从头看了一遍，再翻回去，把几个关键的段落重新读了一遍。
他读材料的时候很安静，脸上没有什么表情。
读完，他把材料合上，放在桌上，叫秘书把侯亮平请进来。
侯亮平进来，在对面的椅子上坐下，腰背挺直，两手放在膝盖上，看着田国富，等着他开口。
田国富没有立刻说话，把那叠材料往他那边推了推，语气很平，像是在说一件日常小事：“你自已看一遍，告诉我，这些东西，你觉得能用吗？”
侯亮平低头看了两页，抬起头，说：“材料是陈清泉本人的陈述。”
“我知道是陈述，”田国富打断他，声音不高，但力度出来了，“我问的是，这些东西，放在省委副书记的身上，你打算让人做什么用？”
侯亮平没有说话。
“陈清泉说高育良没有问题，”田国富说，“或者说他不知道高育良的问题。所以你开始引导他，往你预想的方向引。”
他停了一下，“亮平，”他的声音沉下来，但声色俱厉，“你以为这种层级的斗争，和你以前对付那些没有背景没有靠山的小官，是一回事吗？”
侯亮平的脸色变了一点。
“这份材料，”田国富用一根手指点了点那叠纸，“杂七杂八问了一堆，问出来了什么？然后你用几段话把他的陈述和你的推断拼在一起，往上报？报给谁看？让谁来拍板说这就是证据？”
侯亮平低着头，没有接话。
“回去，”田国富说，“这份材料不要了。如果还问不出来什么有用的内容，陈清泉移交司法，走程序，就这样。”
侯亮平站起身，应了一声，把那叠材料拿起来，往门口走。
“还有，”田国富在他身后说，语气回到了平静，“做事，注意分寸。让你不要有顾虑，不是让你为所欲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