旭日城的雨季总算有了喘息的迹象，阳光刺破云层，将湿渌渌的街道镀上一层晃眼的金边。
玛尔塔走出妇女合作社，手里攥着刚结算的“复兴券”，厚实的一小迭。
合作社这个月接到了一笔大单——为重建中的南方城市学校定制五千套学生制服。
订单来自“战士集团”旗下的公益基金，要求明确：使用本地棉麻，雇佣本地女工，尤其是新移民。
阿伊莎，那个冒雨越境的卡鲁女人，正带着她小组的六个女工，在合作社最大的工作间里忙碌。
缝纫机哒哒的声音密集如雨点。她们已经能看懂简单的东非文工艺单，甚至开始讨论如何改良传统纹样，让制服既庄重又不失特色。
“玛尔塔大姐，”阿伊莎停下机器，擦了擦额头的汗，眼神却亮晶晶的：
“我男人哈吉，昨天通过了建筑队的技能考核，成了正式技工！工钱涨了，还能报名上夜校，学看图纸！”
玛尔塔笑着点头。她自己的丈夫哈桑，靠着那支国产机械义手和在工坊学到的技能，已经成了社区维修队的骨干，偶尔还能被请去“适应性技术工坊”帮忙调试设备。
改变是实实在在的，像阳光下的水渍，一点点蒸发，留下坚实的痕迹。
但这种痕迹，并不仅限于东非境内。
——
边境，铁砧哨所以西大约十五公里，那片被称为“灰谷”的争议缓冲地带，最近变得异常“热闹”。
理论上，这里仍属卡鲁国管辖，但卡鲁中央政府形同虚设，地方军阀在之前的战争中或被东非击溃，或收缩自保，导致这片贫瘠山谷成了三不管地带。
阿卜杜勒的小队今天执行一项特殊巡逻任务：护送一支由民政部和“融合社区”工作人员组成的小组，前往灰谷边缘的一个自发形成的聚居点。
这个聚居点，地图上没有名字，当地人以一口古老的水井为中心，聚集了大约两百来人，大多是最近几个月从卡鲁内地逃难过来的。
远远望去，几排歪歪扭扭的窝棚，升起几缕炊烟。
但引人注目的是，在聚居点入口处，一根原本应该标示模糊边境线的旧木桩旁，赫然堆起了一座半人高的新石堆，石堆顶端，插着一面用颜料粗糙涂画在麻布上的旗帜——
图案依稀能辨认出是东非国旗上的狮徽变体，只是线条笨拙，颜色也不够正。
“又来了……”带队的民政官员见怪不怪地摇摇头，语气无奈中带着一丝难以言喻的复杂：
“这个月第三个村子这么干了。我们没要求，更没授权，他们自己弄的。”
聚居点的头人，一个满脸风霜、缺了颗门牙的老者，带着几个青壮年迎了出来。态度恭敬，甚至有些卑微，但眼神里透着强烈的期盼。
“长官，我们……我们想归附。”
老者用夹杂着土语的话急切地说，“我们听说了，东边的日子好过。我们这里有会种旱地庄稼的，有石匠，有会治牲口的……”
“我们不要白吃饭，我们能干活！只要给条活路，让孩子们别像我们一样，一辈子见不着学校啥样！”
他指着那面自制的“旗帜”和明显是新垒的石堆：
“我们知道这不管用……但我们就想表个态！我们的心，朝着旭日城！”
民政官员按照规程，解释了东非的边境政策和“特殊临时身份”通道，强调必须通过正规边境口岸申请，接受筛查和安置，不能擅自越界或“宣布归附”。
老者连连点头，但眼神里的光并未熄灭，反而更热切地追问具体需要什么手续，多久能有消息。
阿卜杜勒持枪警戒在一旁，目光扫过那些窝棚里探出的、脏兮兮却充满好奇的小脸，扫过村民身上补丁摞补丁的衣服，扫过他们用石块和泥巴勉强加固的井台。
这里的一切，与他记忆中战前家乡的破败如此相似，又与如今北方开发区日益整齐的屋舍、学校里传来的读书声，形成刺眼的对比。
他能理解那种近乎本能的向往。这不是对某个政党的忠诚，这是对生存、安全、以及最基本尊严的渴望。
东非，在战火中证明了它能提供这些，于是就成了黑暗中的灯塔，哪怕这光亮还照不到所有角落，也足以让人拼死划向它。
而这种光亮，不是任何武力或者宣传能够阻挡的，因为他们需要活着……
护送任务结束，回程路上，他们又路过一段边境线。
阿卜杜勒眼尖，发现一处原本由双方（尽管卡鲁方早已无人维护）共同设立的、印有两国旧国徽的水泥界碑，表面似乎被什么东西狠狠刮擦过，旧国徽模糊不清。
而在旁边较为平整的石面上，有人用尖锐石块，深深地、歪扭地刻下了一个粗糙的狮子头轮廓，
刻痕很新，石粉还留在凹槽里。没有署名，不知道是谁，在哪个深夜或黎明，怀着怎样的心情刻下的。但这无声的“投票”，比任何官方文件或演讲都更具冲击力。
铁锤教官听了汇报，沉默许久，只说了一句：
“民心如水啊……堵不住，只能疏。疏得好，是滋养万物的甘泉；疏不好，就是冲垮堤坝的洪水。我们现在的担子，更重了。”
——
这股无形的“水势”，在国际上也激起了涟漪。
自然有一些别有用心的人利用这个做文章，政客和某些媒体，就像蛆虫一样，可以把阳光描述成阴霾。
叶风在华盛顿的团队监测到，几家主流媒体对东非的报道角度，开始出现微妙分化。
除了传统的“地缘威胁论”和“人权质疑”，开始出现一些篇幅不大、但引人深思的报道：
《华尔街日报》商业版的一个小专栏，标题是《“希望”的经济学：
东非边境的人口迁徙与劳动力市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