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李沉默了两秒，然后点了点头。
“你先过去。”他说，声音倒还平稳，“我去看看。”
曾敏没松手，扯着他小臂，指节用了点力。那力道老李熟悉，她真急的时候反而攥得紧，像怕一撒手他就能蹿上房揭瓦。
“小乐大喜的日子，”曾敏压着嗓子，一字一字咬得很清楚，“你可别犯脾气。要不然，我让妈过来。”
老李笑了一下。那笑容很淡，从嘴角漫开，还没来得及爬到眼底，便收了。
“不能。”他说。
曾老师看着他。老李也看着她，没有躲。
半晌，曾敏松开手，指尖在他袖口上停了一瞬，然后转身，往走廊那头去了。高跟鞋叩击水磨石地面的声响，一下，一下，不紧不慢，渐次被远处的喧腾吞没。
老李摸出烟。
软中华，李乐给他搁车上的，说这牌子拿出去不跌份。他平时不爱抽这个，绵，没劲儿。此刻含在嘴里，点火，深吸一口，辛辣的烟气滚过喉头，倒觉出些分量来。
他靠着走廊转角那根裹了红绸的柱子，眯眼望向窗外。
八月的长安，日头正盛，止园院子里那几棵老法桐纹丝不动，叶子晒得打了卷，蔫头耷脑的。蝉声从浓荫深处泼出来，稠得像化不开的糖稀。
也是八月。
也是这么热的天。
心思穿过水磨石地面，穿过那一层薄薄的、新铺上去的红地毯，穿过二十三年的时光。
一只年轻的手，虎口有茧，指节粗粝，正攥着一把撬棍，上面，铁锈深了一轮颜色。
那年的老李还叫小李，刚当上车站派出所办案队队长，正是最不信邪的年纪。
那年热得邪性，柏油路面晒化了，鞋踩上去黏脚。
辖区连着发了几起货运物资被盗案，铝锭、棉布、成箱的飞鸽自行车，从货场卸下来进了黑市，一转手就没了影。线索追了一个月，最后落在这排待拆的筒子楼。
楼是五十年代盖的，红砖墙皮剥落，露出里头灰扑扑的土坯。楼道里堆满蜂窝煤和舍不得扔的烂家什，空气里一股子煤灰、剩菜、潮湿木料混出来的霉馊味。
老李带人摸进来时是下午两点。
正是一天里日头最毒、人也最倦的时辰。楼道没人，只有一只狸花猫蹲在窗台上舔爪子，见人来，慢吞吞跳下去，尾巴扫起一蓬灰。
板寸头发的老李，走在最前面，每一步都踩实。身后跟着三个同样穿便装的年轻人，绷着脸。
目标在四楼。
线报说这是个以家庭为单位的团伙，女的当家，手底下养着七八个从周边县里招来的半大小子，专门在货场扒车。
女人姓甚名谁不知道，外号倒是传开了，“花姐”。
到了门口，老李冲几个兄弟点点头，各自找好位置，老李敲门。没应。
再敲，还是没应。
老李侧身贴墙，下巴一扬，摸出撬棍，卡进门缝，肩膀使力.....
门轴发出一声短促的、几乎被闷住的呻吟。
转身，一脚踹下去，门开的一瞬，午后的光线涌入昏暗的过厅，无数尘埃在光柱里翻滚，像一群被惊扰的、沉睡多年的魂灵。
客厅里没有人。茶几上搁着半杯凉茶，茶渍已经干涸；烟灰缸里堆着七八个烟蒂，有几支还印着浅浅的口红印。
电风扇开着，转叶嘎吱嘎吱，吹得墙上那张风景挂历一掀一掀，坝上草原，风吹草低，日期还停在三个月前。
然后，从里间蹿出来一条黑影。
老李后来说，那人扑过来时他其实没看清。只是有些反应已经刻进骨头里，侧身，沉肩，膝盖顶进对方小腹，几个动作不到一秒，对方已经弓着背摔在茶几边上，把玻璃磕出蛛网状的裂纹。
是个半大小子，十七八岁，剃着寸头，眼窝很深，倒地了还想往上挣。老李抬脚压住他后背，“咚”的一声。
“还有仨！”
身后的小赵话音没落，里间门又开了。一个手里攥着改锥，一个反握着匕首，还有一个抓着根不知从哪儿卸下来的水管。
看到老李压着人，愣了一瞬，对视一眼，然后同时扑上来。
老李垫步，侧踹，第一个拿着改锥的倒飞着撞翻了身后摞着的纸箱，雪花膏的玻璃瓶碎了一地，香气炸开，浓烈得呛人。
第二个挥着水管抡过来，老李不躲，向前抢半步，手臂一伸，脚下一别，侧身，借势锁喉，拧腰，把人整个儿带翻。
身体撞击地面的闷响，改锥当啷滚进沙发底下的声音伴着骨头断裂声。
弹簧刀的那个，老李侧身让过刀尖，左手叼腕，右肘撞下颌，那人下巴脱臼的声音闷得像踩裂核桃，顺势一脚蹬在膝盖外侧，关节反向扭曲，惨叫卡在喉咙里变成呜咽。
前后只是一眨眼的功夫。
老李直起腰，抹一把额头的汗，这才发觉后背衬衫已经洇透，黏糊糊贴在脊梁上。
“花姐呢？”他问。
没人吭声。被铐住的几个小子垂着眼，嘴角抿成一条线。
老李没再问。他跨过满地碎玻璃、雪花膏刺鼻的甜香，推开那扇通往卧室的门。
视线落进光线更暗的里屋。
窗帘拉着，是那种的印着竹子的蓝色的，洗得发白，透进来的光都带了褪色的旧意。
一张双人床，被褥凌乱，枕头上有明显的凹痕，还留着体温。床头柜上搁着半包没抽完的塔山，和一只打开的铁皮饼干盒，里头露出半沓钞票的边角。
窗户开着，纱帘被风轻轻掀起，钢筋的格栅，之间的间隙，刚好容一个身形瘦削的人钻出去。
但老李的目光没在窗户上停留。
他蹲下身。
床底与地板之间的缝隙，大约二十公分。光线被床单的边缘切割成一道狭窄的、灰蒙蒙的横条。
横条里，有一双眼睛。
那是个孩子。五六岁，或者六七岁，那时候李乐才三岁，老李看孩子的年纪总看不太准。蜷成一团，抱着膝盖，挤在床底最深的角落，紧贴墙根，像一只被堵住退路的、拼命把自己缩小的小兽。
床单太脏，辨不出原本的颜色。边缘垂下，正好遮住外头大半的光。但老李蹲下时，角度变了，那道灰蒙蒙的横条里便有了一线亮。
那孩子的眼睛在这线光里骤然收缩。瞳孔收紧，像被强光刺痛。
他一声没吭。
不哭，不叫，甚至没有往后退。也退无可退了。
老李后来跟曾敏说起那一幕，想了很久，找不到合适的词。不是害怕，不是委屈，甚至不是那种濒临崩溃边缘的、一触即发的惊惶。那眼神太静了。静得像冬天结冻的河面，底下有东西在流，但水面纹丝不动。
一个六岁的孩子，不该有这种眼神。
“花姐”最终是在隔壁单元楼顶被堵住的。她踩着窗户从四楼爬出去，顺着检修梯上了天台，躲在水箱后头。被带下来时，头发散乱，嘴角有一道干涸的血痕，不知是蹭破的还是咬破的。
从楼顶押下来，经过那间卧室门口。
老李已经把孩子从床底抱了出来。男孩没挣扎，也没伸手搂他脖子，只是僵硬地、直直地坐在老李臂弯里，两只手攥着自己的衣角，攥得指节发白。
“花姐”看见那孩子的一瞬，脚步顿了一下。
只一下。
老李想说什么。嘴张了张，没找到话。
后来是女人开的口。
“叫叔。”
声音沙哑，像砂纸打磨生锈的铁。她被人架着，看着娃。
然后那孩子抬起头，望着老李，睫毛上挂着一滴将落未落的泪。
“……叔。”
女人走了，那双拖鞋踩在水泥地上，吧嗒，吧嗒，渐渐远了。
老李抱着孩子站在门口。
八月的午后，没有风，楼道里热得像蒸笼。他不知道这孩子叫什么，不知道他有没有别的亲人，也不知道这女人走出这道门之后，这孩子会去哪里。
他只是觉得臂弯里那具小小的身体在抖。很轻，像一片即将脱离枝头的、被风反复拨弄的叶子。
止园饭店的走廊，蝉声依旧。指间的烟烧出一截摇摇欲坠的灰，老李低头看了一眼，将烟蒂摁进旁边垃圾箱顶端的烟灰缸里。
。。。。。。
止园饭店的走廊，蝉声依旧。指间的烟烧出一截摇摇欲坠的灰，老李低头看了一眼，将烟蒂摁进旁边垃圾箱顶端的烟灰缸里。
老李记得，花姐姓魏。
家是宁区原州六盘山脚下那个全国最穷的县里最穷的镇子。老李后来办送养手续时，从那张褪了色的户籍底卡上看到了那张她十七岁时的黑白照片，像素粗砺，眉目倒是清晰。圆脸，厚嘴唇，眼尾往下耷拉，不是漂亮的长相。
照片边上盖着迁出章，从那之后，她的名字就从户籍册上消失了，像一滴水落进黄土，没留下什么痕迹。
老李只见过她三面。
第一面，是她被反铐着押出来，经过那间卧室门口。他抱着那个从床底掏出来的孩子，瘦得像一把干柴，攥着他衣角的手却死紧。花姐的脚步顿了一下。就一下。然后她说，叫叔。
那孩子叫了。老李记了一辈子。
第二面，是预审室。隔着铁栅栏，她把自己这些年的路讲了一遍。
十七岁上，爹妈收了邻镇一个三十多岁男人三百块钱彩礼，就把她送过去了。
那男人是个木匠，花姐嫁过去头两年，日子还能过。直到怀了孩子。
生的时候难产，在镇卫生所折腾了一天一夜，差点没下来手术台。钱花得像流水，家里本就不厚的底子掏空了。
娃生下来，嘴里长着“马牙”，就是上颚和牙床上有几个米粒大的、黄白色的小硬点。有个亲戚家的婆姨见到，脸就变了，悄悄跟婆婆嘀咕，说这娃“带口煞”，克亲妨主。婆婆信了，男人也将信将疑。
娃半岁时，公公夜里睡觉，梦见老鼠偷吃柜顶的馍，惊坐起来摸黑下床驱赶，一脚踩空，从土炕上栽下去，后脑磕在墙根摞着的几块青砖上，等发现时，人已经凉了。
祸不单行，公公的丧事还没过三七，小姑子去县里赶集，被一辆拉煤的拖拉机刮倒，轧断了一条腿，人虽然救回来了，后半辈子却得架着拐。
两桩惨事接踵而至，镇上风言风语便起来了。都说那娃是灾星，克死了爷爷，又妨残了小姑，下一个还不知轮到谁。
男人扛不住了，对花姐说，要么离婚，你带着这讨债鬼滚，要么，把娃送走，送到谁也找不见的山沟里去。
花姐抱着娃，缩在炕角，不说话，只是摇头。
男人火了，抄起笤帚疙瘩抽她，抽得她背上胳膊上全是青紫。
花姐不哭也不求饶，等男人打累了，喘着粗气瞪着她，她才抬起眼，“要克，就克我。我命硬，我担着。”
娃留下来了，可花姐和娃在家的日子，成了钝刀子割肉。冷眼，辱骂，挨打成了家常便饭。
娃生病，烧得打摆子，花姐跪着求男人拿钱去看病，男人才骂骂咧咧说出，家里早就没钱了，仅有的一点，连同欠下的债，都被他赌输了。
末了，男人红着眼，盯着炕上昏睡的娃，像盯着一件能换钱的物什，说，实在不行，把这讨债鬼卖了，听说南边有人收……
花姐当夜就用破床单打了个包袱，裹上昏睡的娃，从后窗翻出去，一头扎进了沉沉的夜色里。
那一年，娃一岁多，她还不满二十。
一路扒煤车，讨饭，像两只惶惶的野狗，辗转到了长安。在城西一家私人开的面粉厂找到活儿，什么脏累干什么，就为了一日两餐和角落那个堆杂物的棚子能栖身。
娃就在面粉飞扬的棚子里长大，小脸总是白的，咳嗽声从没断过。
后来面粉厂倒了，花姐失了活路。一个叫老蛮子的邻居找上门，说他有辆三轮，能弄来些“货”，问她愿不愿意试着卖卖。
花姐知道那“货”来路不正，可看着怀里饿得直啃手指头的娃，点了头。一开始是些零散的衣物、鞋帽，后来渐渐有了成箱的肥皂、毛巾，甚至半导体收音机。花姐心知肚明，可钱是真的，能买米买面，能给娃买件不那么破的衣裳。
直到一天，老蛮子对她说，零敲碎打没意思，想赚大钱，得干“大活”。火车上的货，那才叫海了去了。花姐犹豫了几天，看着娃因为营养不良而细瘦的胳膊，又点了头。
跟着老蛮子上了道，白天睡觉，夜里行动，专扒货车。她手脚利落，心也狠，为了护住到手的货，敢跟铁路上巡守的护路队动刀子。
一来二去，“花姐”的名头在道上响了起来。后来她甩开老蛮子，把自己娘家几个堂兄弟、表弟也拉进来，单干。
队伍大了，胆子也更肥，人也凶，从散装的日用百货，到成吨的铝锭、成捆的布匹、整车皮的自行车，没有他们不敢下手的。
案卷上记着，截至落网，她那个团伙盗窃的铁路运输物资，案值三十多万。
捌叁年，盗窃三十多万，还有伤人。
李晋乔看到那个数字时，手指在案卷纸上按出了一个深深的印子。
他见过无数人走进那扇铁门。有些人是真坏，坏得理直气壮；有些人是被逼上梁山，走投无路，一路走一路把自己走没了。
花姐是后一种。她知道自己必死。说那些话时，眼睛一直看着窗外出神，窗户外头是白杨，跟她老家那些瘦伶仃的山杨树不是一个种法。
老李忽然就明白了，为什么那天在筒子楼里，花姐最后要让孩子叫他一声“叔”。
那不是求饶，也不是攀交情。那是知道自己必死无疑的母亲，在坠入深渊前，用尽最后力气，想把孩子托出水面。哪怕那水面只是一根漂浮的稻草，她也想让孩子抓住。
只是事情远比想的难。花姐的男人听说孩子的事，说，男娃，能卖个好价钱，送来吧。
花姐的娘家人也决绝，说那娃克死了他爷，又克得他亲妈挨了枪子儿，谁要谁带走，反正他们家不认，也别往门上送，晦气。
老李没办法，只好把娃先领回自己家。那孩子叫沙孟宁，在老李家住了俩月，不哭不闹，安静得吓人，给什么吃什么，不给就看着，眼睛像两口深井，望不到底。
李晋乔和曾敏那会儿还没分到房，带着小李乐挤在筒子楼的宿舍里，突然多出个孩子，手忙脚乱。
曾敏白天要上课，晚上回来还得照顾两个小的，累得直不起腰，可看着那孩子沉默的样子，一句抱怨也说不出口。
老李那两个月跑断了腿，磨破了嘴皮子，总算托关系，安排了一次特殊的会见。
这也是和花姐的第三面，行刑前一天。
老李把那张送养协议摊在她面前。她看了很久，久到预审室窗外的日光从白色变成灰蓝。然后她拿起笔，一笔一划写下自己的名字，笔画笨拙，像小学生描红，显见那三年小学没学会多少字。
魏小花。三个字，极其用力，透纸背。
写完，她放下笔，看着那名字，忽然张嘴，狠狠咬在右手拇指上。血瞬间涌出来，滴在协议纸上。她像是感觉不到疼，将流血的手指用力摁在名字旁边。一个鲜红、边缘带着齿痕的指印。
然后，她推开椅子，对着老李，直挺挺地跪下去。
磕第一个头时，额头撞击水泥地坪的声音很闷。像一袋五十斤的面粉从货车上卸下来。
第二个、第三个。
“咚”、“咚”、“咚”，三个响头。
老李没有去扶。他站在那里，看着她磕完，直起腰，额头肿起，眼睛却亮得吓人。
她看着老李，又像是透过老李，看着某个渺茫的远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