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建军没说话。
他深一脚浅一脚走进废墟，在一处倒塌的院墙前蹲下身，扒开碎砖——
他小心翼翼把照片捡起来，擦干净，放进口袋。
身后传来脚步声。
徙河地委书记走到他身边，看着眼前的惨状，突然“扑通”一声跪下了。
他朝着废墟磕了三个头，然后转向王建军，又要磕。
“书记！您这是干什么！”
王建军赶紧扶住。
老书记满脸是泪，声音哽咽：
“王主任……我替徙河十三万八千人……谢谢您！谢谢您啊！”
那天，无数徙河人跪在废墟前痛哭。
但那是庆幸的哭，是后怕的哭——他们的亲人都在安置点，都活着。
消息传出，举国震动。
“徙河发生7.8级大地震，老城区夷为平地。
但由于提前预防性转移，十三万八千居民无一伤亡。”
这被称为人类防灾史上的奇迹。
震后检查重建以及调查，上面派出的联合调查组进驻徙河。
组里人员构成复杂，有穿军装的防化专家，有戴眼镜的地质工程师，也有面容严肃的纪律监察干部……
他们的工作细致到近乎苛刻。
不仅重新勘验了西山工事和徙河埋弹点，核对了每一页档案。
还走访了数百名干部、技术人员和普通群众，反复交叉印证。
质疑的声音并非没有，但最终的结论报告用词极其严谨、确凿：
“……经多方复核，徙河地区在震前同时面临‘战争遗留弹药泄露’与‘极端地质气象灾害’的双重重大风险。
事实清晰，证据链完整。
以王建军同志为主要提议和推动者的‘预防性综合避险方案’，研判精准，决策果断，执行有力。
该方案的成功实施，避免了特大复合型灾难的发生。
保障了十三万八千人民群众的生命安全，其功绩与意义，已超越常规救灾范畴……”
报告最后着重强调：
“尤为重要的是，此次成功避险所保全的、数以万计的生命本身。
即是对决策正确性与必要性的最有力证明。”
1976年国庆前夕，一次小范围的特别授勋仪式在那里面举行。
当那位老人从托盘中拿起那枚沉甸甸的特等功勋章，仔细为他佩戴在胸前时。
王建军能清晰地感受到勋章冰冷的金属质感，以及其上承载的千钧重量。
老人握着他的手，手掌温暖而有力，目光在他脸上停留了片刻。
那目光里除了赞许，还有一种更深沉的、仿佛穿透时光的感慨。
“王建军同志！”
老人的声音沉稳有力：“你这又是立了一大功啊。
从南朝战场到现在，你总是能在关键时刻，顶得住，拿得下。”
这句话，让王建军心头微微一震。
他知道，老人话里所指的“南朝战场”，并非泛泛的参军经历。
而是指那份档案袋里记载的、导致“王建军”原本牺牲的绝密任务。
高层极少数知情人，是知道他这段“死而复生”且功勋被隐匿的历史的。
如今徙河之功，与昔日战场之功叠加，分量更是不同。
王建军挺直脊梁，声音清晰而坚定：“报告首长，这是我应该做的。
无论在哪里，穿着军装还是工装，保护人民群众的生命安全，都是第一位的。”
“好，这个认识好。”
老人用力握了握他的手：
“国家不会忘记有功之臣。你的功劳，人民记着，组织记着。”
随后，那份由最高层核准、代表着最高级别认可与保障的特殊文件被郑重地交到他手中。
文件的措辞，在表彰其徙河功绩的同时，也隐含了对更早功勋的追认与总括性保障意味。
这并非封建时代的“丹书铁券”，而是一份共和国对其功勋儿女的庄严承诺。
象征着无可动摇的信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