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此，后世多将江总视为“亡国之臣”，批评他“耽于享乐，误国误民”，“狎客宰相”的标签也成为其历史形象的重要组成部分。
尽管政治上备受争议，但江总的文学成就却得到了后世的广泛认可。
清代文学评论家沈德潜在《古诗源》中评价道：“后主词臣，江总尤工五七言，渐入近体”，肯定了他在诗歌格律发展中的重要作用。
明代王世贞在《艺苑卮言》中更是盛赞其诗“如初日芙蕖，自然可爱”，高度认可其诗歌的艺术价值。
江总的诗作不仅在艺术形式上有所创新，部分作品也暗藏着对国家命运的隐忧，如《哭鲁广达》一诗，便是在陈朝灭亡后，为悼念战死的将领鲁广达而作，诗中“悲君感义死，不作负恩生”的名句，情感真挚，悲怆动人，展现了他并非全然沉溺享乐，也有着家国情怀与忠义之心。
祯明三年（公元589年），隋文帝杨坚派遣大军南下伐陈，建康城破，陈朝灭亡，江总作为陈朝重臣，被隋军押送至长安。
与陈后主等皇室成员不同，江总因“词臣无过”，并未受到隋文帝的追责，反而因其文学声望得到了优待，被任命为上开府一职。
然而，江总深知自己作为亡国之臣，在隋朝官场难以有所作为，且年事已高，无心仕途，便以年老多病为由推辞了实职，潜心于文学整理与佛典研究。
在长安期间，江总与隋朝的文人雅士多有交往，时常参与诗酒唱和，其诗作风格也逐渐发生转变。
历经国破家亡的巨变，他的诗歌褪去了宫体诗的轻艳浮华，多了几分沧桑感慨与人生感悟，其中最着名的便是《于长安归还扬州九月九日行薇山亭赋韵》。
这首诗是江总晚年从长安南归扬州途中所作，诗云：“心逐南云逝，形随北雁来。故乡篱下菊，今日几花开。”
全诗以“南云”“北雁”“篱菊”等意象寄托思乡之情，语言质朴自然，情感真挚深沉，语浅而情深，成为流传千古的思乡名篇。
此外，他还创作了《南还寻草市宅》等诗作，感叹兴亡盛衰，追忆故园往事，被后世评论家誉为“乱世真情之作”。
晚年的江总寓居洛阳，与高僧智顗大师交往甚密，深受佛教思想影响，开始潜心研究佛典，注疏《大涅盘经》二十卷，将文学才华与佛学修养相结合，展现了其思想的成熟与超脱。
同时，他还致力于整理自己一生的诗作，编纂成《江令君集》三十卷（今佚，明人张溥辑有一卷），为后世保留了珍贵的文学资料。
这段时期的江总，彻底摆脱了政治的纷扰，回归到文学与精神追求的本质，其人生境界也得到了升华。
他在《自叙》中自称“历升清显，备位朝列，不邀世利，不涉权幸”，虽有自我开脱之嫌，却也真实反映了他晚年对人生的反思与定位。
开皇十四年（公元594年），江总在江都（今江苏扬州）病逝，享年七十六岁。
这位横跨三朝的文坛领袖，最终在异乡走完了自己复杂的一生。
他的去世，标志着南朝文学时代的彻底终结，而其留下的诗作与文学成就，却成为连接南朝与隋唐文学的重要桥梁，对唐诗的格律、意境与题材产生了深远影响。
江总的一生，是文学成就与政治争议交织的一生，后世对其评价历来褒贬不一，呈现出“功过并存”的复杂局面。
从文学角度而言，江总无疑是南朝至隋初的文坛巨擘，其贡献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其一，他是宫体诗派的核心代表与集大成者，其诗作在辞藻锤炼、声律对仗上达到了极高水平，《闺怨篇》等作品开创了七言排律的新体式，为唐诗的格律化奠定了基础。
其二，他的创作风格兼具绮丽与沉郁，早期宫体诗展现了南朝文学的艺术成就，而乱世漂泊与晚年所作则蕴含着真实的人生感慨，丰富了诗歌的情感内涵。
其三，作为文坛领袖，他在陈朝主持文林馆，召集文人唱和，推动了南朝文学的繁荣发展，其文学理念与创作实践对后世文人产生了重要影响。
历代文人对江总的文学才华多有推崇。
除了王世贞、沈德潜的赞誉外，《陈书》本传也明确肯定其“辞藻富丽，尤善五言七言诗”。
唐代诗人杜甫、白居易等也在诗作中间接借鉴了江总的创作手法，可见其文学影响力之深远。
然而，从政治角度而言，江总的争议则显而易见。
作为陈朝的尚书令，他身居宰辅之位，却“不理政务，唯事游宴”，与陈后主一同沉溺于酒色诗文，加速了陈朝的灭亡，因此被后世视为“亡国之臣”的代表。
《陈书》批评他“由是国政日倾，纲纪不立”，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也指责他“以文学为后主所宠，无其才而居其位”，这些评价都直指其政治上的失职。
然而，若将江总的政治悲剧完全归咎于个人，也有失公允。
南朝陈自建立之初便国力衰弱，疆域局促，面对北方隋朝的强大攻势，早已岌岌可危。
陈后主本人昏庸无能，沉迷享乐，即便江总有心治国，也难以挽回败局。
此外，江总本质上是一位文人，而非政治家，他的人生追求在于文学创作与精神自由，而非经世济民的政治抱负，“狎客宰相”的身份更多是时代与君主偏好共同作用的结果。
正如现代学者所指出的：“江总的悲剧，是文人从政的悲剧，他的文学才华让他得以身居高位，却也让他陷入了政治的漩涡，最终成为时代的牺牲品。”
抛开政治争议，江总的文学成就与人生经历仍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
他的诗作见证了南朝文学的兴衰沉浮，其人生轨迹反映了乱世文人的生存状态与价值追求。
作为宫体诗派的代表，他既继承了南朝文学的绮丽之风，又开启了隋唐近体诗的先河，在文学史上起到了承前启后的重要作用。
作为“狎客宰相”，他的经历也为后世文人敲响了警钟，提醒着“文人从政”需兼顾才情与责任，不可沉溺于安逸享乐而忘却肩负的使命。
江总与他的诗作，早已超越了历史本身，成为中国文学史上一道独特的风景线。
他的文学才华值得后世敬仰，他的政治争议值得后世反思，而他在乱世中坚守文学初心、在晚年追求精神超脱的人生选择，更让他成为一个复杂而真实的历史人物，留给后人无尽的思考与喟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