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年的邢邵被授特进，位列三公之上，虽身居高位，却依然保持着简素低调的作风，从不以才位傲物。
邢邵的文学成就，堪称北朝文学的巅峰。
他与温子升、魏收并称“北朝三才”，在温子升去世后，与魏收合称“邢魏”，主导了北朝后期的文坛风气。
其文学创作涵盖诏诰、章表、奏议、诗赋等各类体裁，无一不精，“所作诏诰，文体宏丽；章表奏议，词致宏远；诗赋酬对，藻思华赡”，每一篇作品都成为当时文人效仿的典范。
邢邵的文章既继承了汉魏以来的典重之风，又吸收了南朝文学的清丽之韵，形成了独具特色的风格。
他的骈文对仗工整而不生硬，用典贴切而不晦涩，如《奏立明堂太学》一文，援古证今，敷陈兴学之议，既体现了对儒家礼乐教化的重视，又展现了骈文“扶质立干，垂条结繁”的艺术特质，文气朗畅，说服力极强。
他推崇南朝沈约的文风，主张“用事不使人觉，若胸臆语也”，将典故自然融入文辞之中，达到了浑然天成的境界。
邢邵的诗歌现存九首，题材广泛，既有感时伤怀之作，也有言情写景之篇。
其代表作《冬日伤志篇》通过北魏都城洛阳今昔盛衰的鲜明对比，抒发了对乱世的感慨，格调苍劲悲凉，“昔时惰游士，任性少矜裁。朝驱玛瑙勒，夕衔熊耳杯。折花赠淇水，抚瑟望丛台。繁华夙昔改，衰病一时来”，字字句句皆饱含沧桑之感，被后人誉为北朝诗歌的杰作。
而《思公子》《七夕诗》等作品，则模拟齐梁体的清丽风格，情感细腻，语言优美，“淡中见情，与南朝浮华自别”，展现了其诗歌创作的多元性。
邢邵在文学理论上也有着独到的见解。
他自觉趋新立异，肯定文学的进化发展，认为“自汉逮晋，情赏犹自不谐；江南、江北，意制本应相诡”，突破了当时文坛“尊古卑今”的保守观念，承认南北文风的差异与各自的价值。
这一思想不仅体现了他的文学远见，也为南北文学的交流融合奠定了理论基础。
他的文学主张对后世影响深远，被《颜氏家训》等典籍多次引述，成为南北朝文学思想史上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南北朝佛教盛行、神不灭论占据主导地位的时代背景下，邢邵挺身而出，提出了鲜明的无神论思想，成为中国思想史上不可或缺的重要人物。
他主张“神之在人，犹光之在烛，烛尽则光穷，人死则神灭”，以极为形象的比喻阐释了形神关系，否定了灵魂不灭的说法，与南朝范缜的《神灭论》遥相呼应，构成了南北朝时期无神论思想的两大支柱。
邢邵的无神论思想并非空谈，而是基于他对儒家经典的深刻理解与对社会现实的清醒认识。
他博通五经，尤精礼仪，晚年潜心研究《五经》章句，穷其指要，以儒家的人文精神对抗佛教的神不灭论。
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下，他的这一思想无疑具有振聋发聩的意义，敢于挑战盛行的宗教观念与社会思潮，展现了一位知识分子的勇气与担当。
尽管由于时代局限，他的无神论思想未能形成完整的理论体系，但这一主张在思想史上的价值不可估量，为后世无神论思想的发展提供了重要的思想资源。
邢邵不仅以才学与政绩闻名，更以其豁达宽厚的人格魅力赢得了时人的广泛赞誉。
他“率情简素，内行修谨”，虽身居高位，却从不追求奢华生活，“车服器用，充事而已”，有宽敞的书斋却不常居，日常坐卧多在一间小屋之中；家中果饵之类的食物，有时随意放在梁上，宾客来访便取下共食，毫无大官的架子。
他待人真诚，不分贤愚贵贱，皆能赤诚相待，“士无贤愚，皆能顾接”，有时甚至对客人解衣觅食，与之畅谈终日，毫无避讳。
他性好谈赏，不耐孤独，公事之余常邀宾客相伴，家中总是宾朋满座，其乐融融。
对待亲友，邢邵更是情深义重：侍奉寡嫂极为恭谨，抚养孤侄邢恕慈爱有加，听闻邢恕患病便忧心忡忡，废寝忘食，神色憔悴；邢恕去世后，他虽悲痛万分，却能节制情感，仅在宾客吊慰时拭泪而已，展现了“高情达识，开遣滞累”的旷达胸襟。
邢邵的豁达还体现在他对读书的态度上。
他藏书甚多，却不甚校勘，有人不解，他笑道：“天下书至死读不可遍，焉能复校此？且误书思之更是一适。”
这种不拘小节、注重感悟的读书之道，既体现了他的博闻强记，也彰显了其通透洒脱的人生态度。
邢邵的卒年史无明载，据考证约在北齐乾明元年（560年）前后，享年六十余岁。
他一生着述颇丰，有文集三十卷行于世，可惜后世散佚，明代张溥辑其散见诗文为《邢特进集》二卷，收入《汉魏六朝百三家集》，得以流传至今；其存诗被逯钦立辑入《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存文被严可均辑入《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为后人研究其文学成就提供了宝贵的资料。
邢邵的影响跨越了时代的界限。
在文学上，他主导了北朝后期的文坛风气，其文章风格与文学主张对隋唐文学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为南北文学的融合与唐诗的繁荣奠定了基础；在思想上，他的无神论思想与范缜的《神灭论》共同构成了南北朝时期思想解放的重要标志，对后世唯物主义思想的发展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在政治上，他清廉善政、直言敢谏的为官之道，成为后世官员的典范，其治理西兖州时的政绩与民本思想，至今仍具有借鉴价值。
纵观邢邵的一生，他以旷世才情独步文坛，以清正品格立身官场，以进步思想启迪后世，在南北朝这一乱世之中，犹如一颗璀璨的星辰，照亮了文化的夜空。
他既是“北间第一才士”，也是乱世中的直臣与智者，其“文宗学府”的才情与“清廉简素”的品格，共同铸就了他在中国历史上的独特地位，成为后世文人与为官者敬仰的典范，千古之下，风采依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