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二号晚上，我们准备去偷锅炉厂的工资款。都商量好了，一人带一支枪。结果十二号晚上有个人喝醉了，就改到十三号晚上。”
审讯室里一阵沉默。四月十三日，就是今天。
六
几乎在同一时间，另一组便衣民警已经包围了丁某华的家。
十几个便衣分布在各个路口，有的在路边下棋，有的装作谈恋爱，眼睛却一刻不停地盯着那扇门。
三名便衣以查户口的名义进了屋。丁某华不在家，他父母说，儿子和同学出去吃饭了。
就在这时，一个邻居好奇地探头进来。为了不走漏风声，便衣只好亮明身份：
“我们是公安局的，在执行特殊任务。请大家配合一下，暂时都不要离开。”
与此同时，搜查开始了。丁某华的卧室不大，一张床，一个衣柜，墙上挂着一把吉他。
便衣翻遍了所有能翻的地方，最后把目光投向屋顶的阁楼。推开阁楼盖板，手电筒的光照进去，照见一团棉絮。
掀开棉絮，四支乌黑的手枪和四盒子弹整整齐齐地摆在那里。
旁边还有一大堆东西——收录机、手表、衣物，显然是从别处偷来的。
下午两点多，丁某华在一家小饭馆里被便衣叫了出来。他正和几个朋友喝酒，看见便衣，还以为是查身份证的。
等被带出饭馆，上了停在路边的吉普车，他才反应过来，可为时已晚。
审讯持续了整整一夜。丁某华起初还想抵赖，以为是小偷小摸的事。
当丁局长把那四支枪摆在桌上时，他“哦”了一声，整个人像泄了气的皮球，瘫在椅子上。
“你们还作了不少案吧？”丁局长冷冷地问。
这一次，丁某华没有沉默。
七
案件破了，可后续的事情还远没有结束。应宜昌市公安局的请求，经指挥部同意，向某吝和丁某华在宜昌多留了一天。
这一天里，宜昌警方根据两人的交待，连夜抓获了几十名涉案人员，破获了一批积案。
四月十四日，专案组带着两名案犯返回河南。临走前，宜昌市公安局安排他们去看了刚截流的葛洲坝工程。
郑仲阳站在江边，看着滚滚长江被拦腰截断，心里涌起一种说不出的感慨——如果不是那张小小的车票，如果不是每一个环节都刚刚好，那四支枪和近三百发子弹，会不会已经在这座工地上打响？
回部队后，许昌地区举行了隆重的表彰大会。捡到车票的县刑侦队队长荣立一等功，奖励手枪一支、飞鸽自行车一辆。郑仲阳荣立二等功，司机老孙荣立三等功。
向某吝和丁某华被押上法庭的时候，郑仲阳没有去旁听。
后来他听说，向某吝被判了十七年，丁某华十四年。他还听说，向某吝的母亲在得知儿子盗枪的消息后，当场就晕了过去。
醒来后，她哭着说：“两个儿子，一个劳教，一个判刑，这日子叫我怎么过！”
许多年后，郑仲阳回忆起这个案子，最难忘的不是惊心动魄的追捕，不是千钧一发的审讯，而是那个春天的早晨，一位刑侦队长趴在新返青的麦田里，一寸一寸地搜寻。太阳西斜的时候，他用颤抖的手，从泥地里拈起一颗黄豆大的纸团。
那张车票，改变了多少人的命运。
有人说，破案靠的是运气。可郑仲阳知道，那运气背后，是几十个人三天三夜不眠不休的奔波，是每一个细节都不放过的较真，是在最危险的时刻，挺身而出的勇气。
一九八一年的春天，就这样在记忆里定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