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靖四十一年，夏，上海浦。
相较于两年前陈恪离沪时的井然有序与蓬勃朝气，如今的上海，繁华依旧，甚至更胜往昔。
码头桅杆如林，货栈堆积如山，工坊机杼日夜不息。但在这片灼热的繁华之下，一种微妙而令人不安的变化，正如同梅雨季节墙角的霉斑，悄然滋生、蔓延。
权力的天秤，自靖海侯陈恪奉召返京、王守拙在徐渭“默契”配合下逐渐掌控实权以来，已彻底倾斜。
徐阶一党及其所代表的江南士绅集团，在经过初期的试探与蚕食后，如今已俨然将上海视作自家后院。
新的游戏规则，不再是陈恪时代强调的“效率、公平、规矩”，而是更深地烙上了大明官场固有的印记——“关系、门路、孝敬”。
就在这年盛夏，几艘装饰考究的官船，在更为密集的商船队中，悄然驶入了上海港。
船上下来的，正是以徐阁老本家子侄、曾在此地折戟沉沙的徐崇右为首的一批江南显赫士绅子弟。
此时的徐崇右，早已非当年那个因强索铺面而被陈恪当庭笞杖、灰头土脸的纨绔。
通过家族在京师的多年运作，加之王守拙主政上海后有意无意的“拨乱反正”，他昔日那点“微瑕”早已被洗刷干净，甚至蒙上了一层“忍辱负重”的光晕。
此番他卷土重来，代表着徐氏家族乃至整个江南士绅集团，对此地利益的正式接管与深度介入。
他的归来，姿态极高。
王守拙率府衙主要官员亲至码头迎接，场面极尽隆重。
徐崇右面带矜持而得体的微笑，与王守拙把臂言欢，言语间对“王知府稳定上海、抚慰地方之功”不吝赞誉。
他的目光掠过上海熟悉而又陌生的街景，眼底深处却藏着一丝冷厉与志在必得。
昔日在此遭受的屈辱，今日定要连本带利地讨还！
这上海的天，早已变了颜色。
接下来的日子，徐崇右等人并未大张旗鼓地插手具体政务，他们的方式更为“高雅”且根深蒂固。
频繁的饮宴、诗会、古董鉴赏，在新建的、极尽奢华的私家园林中举行。
上海本地的富商、府衙中稍有地位的官员，乃至一些原本依附于陈恪旧体系下的中层管事，都被卷入这精心编织的关系网中。
推杯换盏之间，股权在暗地里流转，工程的承包权在谈笑风生中内定，市舶司的关税额度在隐秘的暗示下得到“关照”。
上海，这座因开海新政而快速崛起的城市，其内在的肌理，正不可逆转地向着传统的苏松模式滑落——权力与资本深度捆绑，官、绅、商结成牢固的利益同盟，垄断最赚钱的行业，挤压中小商户的生存空间。
所谓的“公平竞争市场”，在人情与权力的侵蚀下，正逐渐褪色。
即便是有曹昆领导的“工友互助总会”竭力维护着底层工匠和工人的基本权益，也无法改变整个社会上层结构的腐化趋势。
这一切的根源，在于绝对的权力失去制衡后必然导致的失控。
诚然，远在京师的徐阶，作为帝国首辅，其本意或许并非要看到一个彻底烂掉、杀鸡取卵的上海。
他需要上海持续产出财富，支撑国库，也维系他派系的实力。
他甚至可能希望通过王守拙等“自己人”的“稳健”经营，将上海纳入可掌控的轨道，实现一种可持续的汲取。
然而，历史的吊诡之处在于，无论最高掌权者的意图如何，一旦形成“一家独大、无人掣肘”的局面，其结果的走向，便往往不再以个人意志为转移。
这并非徐阶一人之过，而是帝国晚期官僚政治积重难返的沉疴，是体系性的必然。
就如同晚年的严嵩，严党的最终垮台，难道真是源于严嵩某个具体的错误决策吗？非也。
当严党势力膨胀到极致，门生故吏遍布朝野，形成一个盘根错节的巨大利益集团时，即便严嵩本人尚有几分维持局面的清醒，他也无法阻止麾下成千上万的“徒子徒孙”们，依仗“严党”招牌，各显神通，疯狂逐利。
这些依附于庞大权力之上的魑魅魍魉，在失去有效监督和制约后，会如同嗅到腐肉的鬣狗，一窝蜂地涌出，将一切规则、法度、乃至长远利益，都践踏在赤裸裸的私欲之下。
最终，不是严嵩想搞垮大明，而是“严党”这个失控的怪物，自身积累的民怨、劣迹和内部矛盾，已经膨胀到了不炸不足以平息的地步。
徐阶如今，正不知不觉地步上其后尘——他亲手扶持、默许的势力在上海的肆意妄为，正在为他埋下未来倾覆的祸根。
这便是封建王朝人治模式下，党派政治无法逃脱的悲剧循环：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毁灭的种子，往往就在极盛时悄然种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