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上海，王守拙并非蠢人，他隐约感到风向有些不对。
徐崇右等人的胃口越来越大，安插的人手越来越杂，一些原本还算克制的敛财行为，渐渐变得肆无忌惮。
他试图通过徐渭进行一些微调或劝诫，但徐渭总是面露难色，言辞恳切地分析利害：“府尊明鉴，徐公子乃至京中诸位老大人的代表，其意便是上意。如今大局已定，我等若强行阻拦，恐生枝节，于府尊前程亦是有碍。不若……徐徐图之，待局面稳定，再行整顿不迟。”
这番看似为他着想的话，实则将王守拙牢牢绑上了这辆狂奔的马车，让他只能眼睁睁看着局势滑向深渊，却无力也不敢猛踩刹车。
整个上海的官场，都弥漫着一种诡异的氛围：上层歌舞升平，歌颂着王知府治理下的“新政辉煌”；中层忙着站队、钻营，利用权力缝隙疯狂寻租；底层则感到压力日增，怨气在无声累积。
陈恪当年建立的种种制度，虽然框架犹在，但其精神内核——高效、公正、务实——正被迅速掏空，徒留一副充斥着官僚主义、人情关系的空壳。
李春芳的神机火药局和俞咨皋的水师，如同两个孤岛，勉强维持着最后的体面与秩序，但他们所能影响的范围，也仅限于自身一亩三分地，对于整个上海弥漫的系统性溃烂，已是回天乏术。
火药桶的引信，往往由最微不足道的火星点燃。
嘉靖四十一年，七月，时值东南季风盛行，也是水师巡航、补给的高峰期。
浙直总督麾下、负责维系琉球-倭国-上海航路安全的水师都督俞咨皋，派出一支由数艘大型福船组成的补给船队，前往上海进行例行休整与物资补充。
此次补给任务尤为重要，因倭国山阴地区的石见银矿近期遭遇特大暴雨，矿场受损，驻守明军及雇佣的倭工急需一批抢修工具、药材以及额外的粮食储备，以稳定局势，防止生变。
军情紧急，俞咨皋特意下令，所需物资务必精良、足额，尽快发运。
然而，此刻的上海官场，早已不是陈恪时代那般如臂使指。
补给任务下达到市舶司及相关的官仓、工坊，流程依旧，但经手之人，却已换了不少新面孔。
其中，负责协调、验收这批军械物资的，是一个名叫贾仁义的市舶司新任库藏大使。
此人是通过徐崇右一位远房表亲的门路，花了大价钱才谋得此缺，对上官极尽巴结，对业务却一窍不通，满心想着的，是如何利用职权，尽快捞回“成本”并大赚一笔。
在贾仁义看来，水师官兵，不过是一群“泥腿子”军汉，以往在别处粮台、军需上，以次充好、克扣斤两乃是常事，从未出过纰漏。
这次，他眼见这批运往倭国的物资数量巨大，油水丰厚，便动了心思。
他勾结了几个同样新近安插进来的工坊管事和仓吏，胆大包天地将一批本该报废或返工修复的次等铁锹、镐头，以及部分受潮发霉的粮食，混入了合格物资之中。
他们做得颇为“巧妙”，账面上数目分毫不差，只是品质天差地别。
在他们狭隘的经验里，倭国天高皇帝远，那些军汉能识得什么好坏？
即便有所察觉，层层上报，等到查证下来，早已时过境迁，大不了推诿给运输损耗或倭地储存不当，最后多半是不了了之。
他们完全无法想象，这批劣质物资将要送达的是怎样一个地方——那是在异国他乡、面临恶劣环境和潜在敌意、神经时刻紧绷的石见矿区守军。
他们也根本无法理解，这些看似不起眼的工具和粮食，对于维持矿区稳定、预防可能发生的骚乱或冲突，有着何等至关重要的意义。
他们的行为，更非源于王守拙或徐崇右的任何直接授意，毕竟这等小利益根本入不了他们的法眼，纯粹是底层胥吏在腐败环境中滋生出的侥幸心理和贪婪本性，是系统性溃烂在末梢神经的一次必然抽搐。
就这样，载着混合了劣质军械粮秣的补给船队，在俞咨皋水师官兵的护送下，扬帆出海，驶向迷雾重重的东方。
船上的官兵，对舱内隐藏的隐患一无所知，他们只盼着尽快完成任务，早日归国。
上海方面，贾仁义等人暗自得意，计算着此次“操作”能带来的丰厚回报，并将其视为一条新的财路。
王守拙或许正在为又一批士绅成功“入股”官营工坊而志得意满。
徐崇右可能正在某处别苑，与友人鉴赏新得的古画。
一切似乎风平浪静，上海的盛夏依旧在一种虚假的繁荣中闷热地发酵着。
没有人意识到，那艘驶往石见的补给船，已然成为点燃这个巨大火药桶的第一颗火星。
当堆积如山的火药已然就绪，爆炸，便只剩下时间问题。
而历史的讽刺在于，最终引发冲天烈焰的，往往不是大人物的宏图伟略，恰恰是这些微不足道的小人物，在利令智昏下，看似偶然实则必然地，划下的那一道致命火光。
海天相接处，船队的帆影渐渐模糊。
黄浦江上，新的货船仍在不断涌入，码头的喧嚣掩盖了危险的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