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争的形势，似乎并没有随着靖海侯陈恪的走马上任，就立刻云开雾散，逆转颓势。
相反，就在东南四省的兵马粮秣如同百川归海般，向着宁波沥港疯狂汇聚的同时，那柄一直高悬于海岸线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似乎看准了这短暂混乱与防御空虚的间隙，以更刁钻的角度，狠狠斩落。
最先遭殃的是浙江台州府的三门湾。
一支由两艘盖伦船和数艘改装快船组成的荷兰分舰队，在黎明前最黑暗的时刻，如同鬼魅般出现在海湾入口。
他们没有攻击防守相对严密的军港，而是直奔湾内一处以渔业和沿海小额贸易为主的市镇——健跳所。
这里的炮台年久失修，驻防的卫所兵丁大半已被抽调到沥港，剩下的老弱面对突然出现在海面上的庞然巨物和喷吐的火舌，几乎未能组织起像样的抵抗。
猛烈的炮火轻易摧毁了简陋的码头和泊地的大小渔船，随后，荷兰人放下小艇，约百名手持火铳、腰挎弯刀的士兵登陆，进行了不到一个时辰的洗劫。
他们抢掠了市集上值钱的货物，焚毁了来不及运走的粮仓，并掳走了数十名青壮和妇女。
当附近卫所的援军闻讯赶到时，海面上只剩下未散的硝烟、漂浮的碎片，以及被遗弃在岸边的几具尸体和哭嚎的幸存者。
几乎与此同时，福建福州府连江县的定海湾也遭袭击。
此地并非主要商港，但却是北上南下航线的重要补给点之一。
一艘单独行动的荷兰巡航舰以高速突入湾内，用精准的侧舷炮火点名式地攻击了几处沿岸的烽燧和哨所，摧毁了海湾内唯一一座像样的炮台，并击沉、焚毁了停泊在内的几艘运粮船。
攻击完成后，这艘巡航舰毫不停留，扬长而去，其行动之干脆利落，与其说是为了劫掠，不如说是一次纯粹的武力展示和航道清理。
消息比官府的加急文书跑得还快。
恐惧伴随着血腥的细节，在东南沿海的城镇乡村间迅速蔓延。
“靖海侯不是回来了吗？不是带了二十万两银子犒军吗？怎么红毛鬼还敢来？还来得更狠了？”
“听说侯爷把兵都调去宁波了！沿海空了！红毛鬼这是瞅准了空子啊！”
“天杀的！我的船！我的货啊！全完了！”
“我儿被掳走了！侯爷！侯爷要为我们做主啊！”
最初的狂热与期待，如同被泼了一盆冰水，迅速降温。
人们开始从“靖海侯归来、必胜无疑”的盲目乐观中慢慢清醒过来。
传奇毕竟是传奇，是过去的荣光。
眼前的红毛夷，船坚炮利，来去如风，显然并不会因为一个名字的改变就望风披靡。
陈恪虽然是传奇，但也没法凭空变出分身，瞬间守住万里海疆，更没法施展神迹，让那些凶悍的夷船自动沉没。
挫败、恐慌、以及一丝对新任总督决策的质疑，开始在民间，甚至在一些低级官吏和军中悄然滋生。
难道靖海侯的“大手笔”，只是顾头不顾腚的鲁莽之举？
集结大军固然气势恢宏，可老家被抄了，这仗还怎么打？
压力如同山峦，层层叠叠地压向杭州的总督行辕。
告急文书、请援信、地方士绅陈情表乃至御史的弹劾抄件，雪片般飞来。
所有人都眼巴巴地望着那位新总督，看他如何应对这上任后的“下马威”，如何安抚惶惶的人心，如何填补他亲手造成的防御漏洞。
然而，陈恪的反应，再次让所有人大跌眼镜，乃至感到一阵冰寒刺骨的愕然。
他没有调兵回援——哪怕一兵一卒。 没有厉声斥责地方防务松懈。 甚至没有对遇袭地区的官员进行申饬问责。
他只是通过总督衙门，向所有遇袭及被认为处于高风险区的沿海府县，下达了一道简洁、冰冷、不带任何感情色彩的命令：
“即日起，所有濒海港口、码头、市镇，除保留必要警戒哨探外，实行‘停港’。 大小商船、渔船，一律不得出港。 沿海三十里内，百姓可自行内迁，投亲靠友，官府不予阻拦，亦不另行安置。 各巡检司、卫所，收缩兵力，固守坞堡、县城，无令不得出击，亦不得以任何理由阻拦百姓内迁。 此令，直至另行通知。”
停港。
内迁。
收缩固守。
这几乎是“海禁”与“迁界”政策的翻版，甚至更加冷酷——连官府的疏导和基本安置都省略了，近乎放任自流。
消息传出，舆论哗然。
这还是那个会关心农桑体恤民生的靖海侯吗？
还是那个在上海推行《工人权益保障条例》、设立“工友互助总会”的陈子恒吗？
那个曾经被誉为“爱民如子”、“能吏干臣”的传奇人物，此刻展现出的，却是一种对沿海生灵涂炭近乎漠然的冷静，一种为达目的不惜代价的残酷决断。
“他这是要学朱纨？还是要学当年的汪鋐？可如今不是当年了！这么多百姓，迁到哪里去？田里的庄稼怎么办？海里的生计怎么办？”
杭州城内的茶楼酒肆，官员私邸，到处是压低的议论和难以置信的惊呼。
“为了他那个不知所谓的‘大集结’，这是要把整个东南沿海都掏空，当作诱饵吗？”
“诱饵？我看是弃子！万一红毛夷大举来袭，这得死多少人？流离失所多少人？”
“侯爷……侯爷或许有他的苦衷，有他的谋划……” 也有少数人为陈恪辩解，但声音微弱，很快被汹涌的质疑淹没。
朝廷的反应是迟滞而矛盾的。
圣旨赋予陈恪“总制水陆官兵”、“便宜行事”的全权，理论上，他有权做出任何战术决策。
远在北京的皇帝和内阁，面对千里之外瞬息万变的战局，除了相信前线统帅的判断，几乎无法做出有效干预。
弹劾的奏章飞向通政司，但皇帝只是留中不发，既未支持，也未否定。
高拱在内阁值房内焦灼地踱步，他同样看不懂陈恪的棋路，但皇帝的沉默和先前那份不顾一切的起复旨意，让他明白，此刻任何掣肘都可能被归咎为“贻误军机”。
他只能一边尽力安抚朝中议论，一边以私信方式，婉转提醒陈恪“慎重”、“顾及民心”。
明眼人都看得清楚，陈恪这是在行险，在赌博。
他把所有的筹码——皇帝的信任、东南的兵员、沿海的民生、乃至他自己的身家性命和身后名——都押在了一个尚未揭晓的赌局上。
若是胜了，一切牺牲都可被解释为“必要的代价”、“深远的谋略”，所有的非议都会烟消云散，荣耀将达到顶峰。
可若是败了…… 这等同于放弃沿海防御、导致百姓流离、耗费国帑无算的罪责，将让他从传奇的英雄，变成千古的罪人，没有任何回旋的余地。
他几乎是要以一己之力，扛起这全部的胜负与荣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