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飞逝，红阳滩涂的风里都裹着甜意。
合作社第一批滩涂贝类迎来了量产丰收，青灰色的花蛤、莹白的缢蛏被渔民们从松软的黑泥里刨出来，在码头的青石板上堆成了一座座小山。
分拣区里，男女老少各司其职，老手们指尖翻飞，眨眼就把空壳、碎壳的贝类挑拣干净，装进印着“红阳公社”字样的粗布口袋；
年轻后生们扛着沉甸甸的布口袋，脚步轻快地往拖拉机上搬，汗水浸透了蓝色粗布褂子，却没人舍得歇口气——谁都清楚，这一筐筐贝类，换回来的是实打实的工分和现金。
月底公社核算工分的日子，办公室门口排起了长队。
渔户们攥着工分单，脸上的笑容藏都藏不住。
赵老三拿着自己的工分单，反复数着上面的数字，指节因为用力而泛白，声音都带着颤：“好家伙！这月工分比往常翻了一倍还多，能换三十斤白面，再给娃扯块花布做新袄！”他身旁的张寡妇也红了眼，家里三个娃常年穿打补丁的衣服，这下不仅能换够口粮，还能给娃们买几支铅笔、几本练习本。
周老根站在一旁，看着乡亲们喜笑颜开的模样，捋着花白的胡须，眼角的皱纹里都浸着笑意，转头对江奔宇说：“江主任，你这法子，真是救了咱红阳的渔民啊！”
江奔宇望着眼前的热闹景象，心里也暖烘烘的。
这几个月的奔波总算没白费，从说服周老根拿出台账，到党员带头试种，再到贺洋打通外联渠道，每一步都走得艰难，却也走得扎实。
如今合作社的规模已经从最初的三亩滩涂扩大到十五亩，近半数渔户都主动加入进来，原本荒芜的滩涂，成了红阳渔民的“聚宝盆”。
他正和周老根商议着扩大育苗区的事，就见贺洋背着帆布包，满头大汗地从外面冲进来，脸上的急切压过了往日的精明，连喝口水的功夫都没有，拽着江奔宇就往办公室里拉：“江主任，糟了！东风公社那边搞事了！”
江奔宇心里咯噔一下，见贺洋神色凝重，额头上的汗珠顺着脸颊往下淌，浸湿了工装领口，便知事情不小。他示意周老根也进来，关上房门，沉声道：“别急，慢慢说，到底怎么回事？”
贺洋抹了把脸，语气里满是气愤与焦灼：“我今天去邻县供销社对账，刚到门口就听见他们议论，说东风公社的贝类价格压得极低，比咱们的售价低三成！咱们卖给邻县供销社是两分一一斤，他们直接开到一分五，还拍着胸脯说货源充足，随叫随到。更可气的是，他们还到处造谣，说咱们红阳的贝类是‘土法乱养’，没经过正经检测，里面含沙量高，还说咱们为了催长用了违禁的肥料，吃了对身体不好！”
“什么？！”周老根猛地一拍桌子，烟袋杆都掉在了地上，脸色瞬间涨红，“这东风公社也太不是东西了！咱红阳的滩涂水质什么样，渔产品质怎么样，都是实打实的，他们凭啥造谣污蔑？”周老根在海边待了一辈子，最看重的就是渔产的名声，东风公社这番话，无疑是往红阳渔民的心口上捅刀子。
江奔宇的眉头紧紧锁起，指尖无意识地敲击着桌面，心里快速盘算着。他早知道东风公社的渔产情况——东风公社靠近县城的工业区，海水受轻微污染，养出来的贝类口感发涩，含沙量也高，一直卖不上价。之前红阳合作社没起来的时候，东风公社的渔产还能靠着低价在周边勉强走货，如今红阳的优质贝类抢占了市场，他们便急了眼，想出了恶意压价、造谣中伤的法子。
“还有更过分的，”贺洋接着说，“我去东风公社周边的农贸市场打听，他们派了好几个人，挨家挨户跟商贩说咱们的坏话。之前我谈好的三个固定商贩，现在都不敢收咱们的货了，说怕砸了自己的摊子。邻县供销社的刘主任也给我传来信息，语气吞吞吐吐的，说他们领导班子在商议，想减少咱们的订货量，转而采购东风公社的渔产，毕竟价格差摆在那儿，供销社也得算成本账。”
这话像一块巨石投进水里，让办公室里的气氛瞬间凝重起来。周老根捡起烟袋杆，点上烟猛吸一口，烟雾缭绕中，语气里满是担忧：“这可咋整？要是供销社减单、商贩退货，咱们养出来的贝类卖不出去，不就全烂在手里了？渔民们刚尝到甜头，要是工分泡汤，以后谁还敢信咱们合作社？”
江奔宇走到窗边，推开一条缝隙，望着远处忙碌的码头。渔民们还在有条不紊地分拣、装袋，脸上满是对未来的期许，没人知道一场危机正悄然逼近。他想起当初蹲点码头时，渔民们被小贩压价的无奈；想起说服周老根时，老队长眼里的顾虑；想起贺洋跑渠道时，脚上磨破的胶鞋。这一切的努力，绝不能因为东风公社的恶意竞争就付诸东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