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刚蒙亮，我坐在小院的矮凳上，摊开那本日志。昨夜风大，窗纸被吹破了一角，冷气直往里钻。油灯早灭了，我借着晨光翻看前三天记下的三栏内容：顾客反馈、行为观察、潜在突破口。字迹有些模糊，但每一条都清楚。
外地人卖的东西贵还花哨——这是那个牙行中年人说的。
精米不顶饿，看着虚浮——这是老妇人拽走孩子时嘀咕的。
碗浅饭少，一顿吃两三碗——这是我在街边蹲了半日亲眼见的。
这些不是米的问题。是话没说到点子上。我们讲“粒粒精选”，他们听的是“华而不实”；我们标“南来”，他们想的是“外乡哄抬”。信任没建立，再好的东西也进不了门。
我合上本卷，起身推开屋门。伙计们还没起，院子里静得很。柴堆边上靠着一辆空板车，轮子沾着泥，是昨天收摊时刮的。我走过去摸了摸麻袋口沿，粗糙的布面扎手。这袋子封得太严，米看不见摸不着，谁敢买？
不能再这么干了。
我转身回屋，提笔写了张条子，塞进包袱夹层。然后套上粗布外衣，系紧腰带，出门往镇中心走。街上人还不多，几个挑水的汉子从井边过来，扁担吱呀作响。我径直去了牙行门口。
牙行的老执事正在扫地。他认得我，停了手里的扫帚：“又是你们那个米摊的？”
“是我。”我说，“我想请您帮个忙。”
他皱眉：“你这米不错，可咱们这儿的人不吃这个。”
“我知道。”我点头，“所以我来找您，不是谈生意，是请教。”
他愣了下。
“您在这行当几十年，熟本地风俗。我想知道，老百姓买米，最看重什么？怎么才肯信一个外来的货？”
他放下扫帚，拍了拍手上的灰：“你倒是第一个问这个的。”
我请他到旁边茶摊坐下，要了两碗粗茶。他喝了一口，慢悠悠说：“本地矿工多，饭量大。主妇买米，不怕贵一点，就怕不经吃。她们习惯抓一把米搓一搓，看看有没有碎壳、有没有虫眼。你那米太白净，反倒让人疑心掺了石灰粉。”
我记在心里。
他又说：“还有，你们挂‘南来’二字，听着就像贩子倒手赚差价。不如换个名号，让她们觉得是你自家田里长出来的。”
我问：“要是我想办场试吃，该挑什么时候？”
他想了想：“每月初七，家家有‘尝新饭’习俗。这天愿意掏钱买好米，图个吉利。你若能在那天摆出热饭，配上咸菜，让她们亲眼看着蒸、亲口尝着香，比喊十句口号都强。”
我掏出随身带的铜板，付了酬金，请他正式做我们的文化顾问，按日计酬。他起初推辞，说我一个女人在外头跑买卖已不容易，不必再多花钱。我说这不是施舍，是正经合作。他最终应了。
第二天一早，我带着伙计们动手改摊子。
我们不再用密封麻袋，改用半敞口竹篓装米，每篓三十斤，上面覆一层细纱防尘。顾客可以伸手进去抓一把，搓一搓，闻一闻。竹篓底下垫了厚纸，写明“云家田记”四个字，旁边画了个简图：一锅米饭冒热气，旁边站着个穿短打的矿工，竖起大拇指。
木牌也换了。原先那块“南来精米，粒粒精选”被我亲手拆下来烧了。新立的牌子上写着：“一斗出饭多半碗，省粮钱。”
没有华丽词句，只有算账的话。
我还让伙计去集市买了几只陶釜和炭炉，准备初七当天现场煮饭。又托那位执事介绍几位常在街市买米的主妇，请她们来做“品饭娘子”。每人发一张米票，试吃后若认可，可领一小包回家再煮，还能替我们向邻里推荐，每拉来一户成交，再奖半升米。
初七这天，天还没亮透，我们就把摊子支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