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尘封的经纬
“共鸣回响”频道的实验数据如同投入深潭的石子，涟漪尚未完全扩散，更深层的暗流已经开始涌动。“叙事传导阻滞”现象在跨文明网络中呈现出的自适应与泛化趋势，让团队意识到，仅靠技术协议和人文引导进行“下游修复”是不够的。必须追溯污染源，理解毒素最初的酿造环境——不仅是KK园区那个罪恶的“成品车间”，更是危暐（Vcd）这个人格“原型机”被最初组装和调试的“原材料产地”与“初始加工场”。
这个想法由陶成文在一次战略复盘会上提出，带着一种冷峻的考古学色彩：“要理解一种武器的终极形态，有时需要回到它还是矿石和草图的状态。危暐的犯罪技术，核心是对‘意义构建’过程的武器化。这种扭曲的能力不可能凭空产生。它需要土壤、需要最初的模因感染、需要一系列‘意义构建失败’或‘意义构建扭曲’的早期事件作为催化剂。他的家庭、他成长的环境、他形成世界观的关键节点……这些地方可能还残留着最初的‘病原体’。”
“你想去他老家？”魏超立刻明白了陶成文的意图，“风险呢？情感上的，以及……我们可能找到一些不愿面对的东西。”
“风险存在，”鲍玉佳接过了话头，她的眼神里有种沉淀下来的锐利，“但我们需要去。银行大厅事件是我的‘原点’，而福州那个地方，可能是他的‘原点’——一个扭曲的、黑暗的，但或许同样 raw 的‘原点’。理解那个原点，不是为了同情或开脱，而是为了更彻底地理解我们正在对抗的、那种能够将人异化为‘叙事武器’的力量，究竟从何汲取最初的养分。”
张帅帅调取了联盟数据库里关于危暐早期社会关系的档案，锁定了一个地址：福州市台江区一片建于上世纪九十年代的老旧小区。“他的父母仍在那里居住。根据有限的社会记录和社区走访，家庭关系疏离，经济状况普通，邻里评价是‘安静、有点孤僻’。”他顿了顿，“在他事发后，当地社区和警方曾有过例行探访，老人反应平淡，几乎闭门谢客。”
曹荣荣闭目感知了片刻：“那里……有一种很深的‘意义空洞’。不是悲伤，不是愤怒，是一种近乎麻木的、被抽干了情感色彩的‘空’。像一口早已枯竭却仍保持着井形状的枯井。”
沈舟看向孙鹏飞，后者点了点头：“从犯罪心理溯源角度，原生家庭环境、早期创伤或挫折、以及个体应对这些挫折时逐渐固化的‘叙事模式’，往往是其后一切极端行为的深层心理模板。去看看，或许能找到‘Vcd’这套复杂操作系统最原始的‘底层代码’。”
团队最终决定，由鲍玉佳、张帅帅、曹荣荣、孙鹏飞、沈舟、陶成文、魏超、梁露以及曾与危暐有过早期接触的付书云、马文平、程俊杰组成溯源小组，前往福州。林奉超和马强则留守“抉择之点”，负责监控“叙事传导阻滞”的实时动态，并继续推进“共鸣回响”频道的优化。
（二）枯井之畔
福州。初夏的潮湿空气裹挟着老城区特有的、混合了植物蒸腾、旧建材气息和人间烟火的味道。台江区这片老小区仿佛被时间遗忘，斑驳的墙面爬满深绿或枯黄的藤蔓，楼道昏暗，偶尔传来电视声响和锅碗碰撞声。与危暐曾经操控的涉及亿万资金、横跨国际的罪恶网络相比，这个起点平凡得近乎平庸，甚至有些破败。
团队一行人穿着便服，分散进入小区，尽量减少对他人的惊扰。鲍玉佳走在前面，她的感知被调到最敏锐的状态，不仅仅用眼睛看，更在感受这片空间里流淌的、无声的“意义场”。张帅帅和沈舟留意着建筑布局、社区公告、居民神态等细节。曹荣荣则微微蹙眉，她感受到的那种“空洞感”在这里变得具体可触——并非没有生活气息，而是生活气息之下，似乎缺乏一种……“故事的热度”。邻居间的交谈简短而功利，孩子们玩耍的声音也显得稀疏，空气中弥漫着一种小心翼翼的、避免深度连接的氛围。
危暐家的单元位于一栋六层楼的顶楼。没有电梯。楼梯间堆放着少量杂物，墙上贴着早已褪色的通知。敲门前，团队成员们交换了一个眼神。付书云和马文平站在稍后位置，他们的心情最为复杂——一个是曾经的灰色交集者，一个是早期的调查者。
开门的是一个头发花白、身形佝偻、穿着陈旧但整洁衬衫的老人。他抬头看向门外这群气质迥异的不速之客，眼神里没有惊讶，也没有疑问，只有一片深潭般的平静，或者说，死寂。他是危暐的父亲，危国华。
“我们是……他以前工作上的同事，还有一些朋友，”鲍玉佳斟酌着开口，语气尽量平和，“路过福州，想来看看您二老。”她没有提危暐的名字，也没有提联盟或银行大厅事件。
危国华的目光在众人脸上缓慢地移动，在付书云脸上多停留了半秒（或许隐约有些印象），又在曹荣荣身上略作停顿（可能感受到了她特殊的感知状态）。他没有说话，侧身让开了门口的空间。动作里有一种听天由命的漠然。
屋内光线昏暗，家具都是老旧的款式，擦拭得很干净，但透着一种长年累月沉积下来的、缺乏生气的整洁。客厅墙上挂着几张奖状，纸张泛黄，是危暐小学和初中时期的“三好学生”、“数学竞赛优胜”之类。奖状被精心装裱在玻璃框里，但玻璃上蒙着一层薄灰。一个同样年迈、面容呆滞的老妇人（危暐的母亲）坐在角落的藤椅上，望着窗外，对来客毫无反应，仿佛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
“坐。”危国华指了指几张旧沙发，自己拉过一把木凳坐下，腰背挺直，却透着僵硬。
（三）沉默的编年史
对话进行得异常艰难，如同在挖掘一口被刻意填埋的深井。
孙鹏飞尝试从最中性的话题切入：“伯父，您身体还好吗？住这儿还习惯吧？”
危国华：“嗯。”
沈舟：“小区挺安静的，生活方便吗？”
危国华：“嗯。”
陶成文看着墙上的奖状：“您儿子……小时候很优秀。”
危国华的目光终于动了动，望向那些奖状，嘴角似乎抽搐了一下，但那不是微笑，更像某种肌肉的无意识反应。“读书，是好的。”他的声音干涩，“读书，明理。”
魏超：“他后来工作忙，回来的少吧？”
危国华：“忙。”停顿了很久，补充了一句，声音低得几乎听不见，“忙他的大事。”
“大事”两个字，在他嘴里说出来，不带任何情感色彩，没有自豪，没有讽刺，也没有悲哀，仿佛只是在陈述一个与己无关的客观事实。
梁露注意到，在整个简短的对话中，危暐的母亲始终没有回头，没有出声。她的沉默不是抗拒，更像是一种彻底的“离场”。曹荣荣轻轻碰了碰梁露的手，用意识传递了模糊的感受：“她……很早以前，就把自己的一部分‘关闭’了。不是因为儿子的事，是更早。这里（指这个家）像是一个……情感蒸发速度特别快的地方。任何试图温暖的东西，进来不久就会变冷、变干。”
付书云终于忍不住，用他习惯的、略带江湖气的口吻试探：“老爷子，当年他刚开始在外面闯的时候，您……给过他什么建议没？”
危国华看了付书云一眼，眼神里终于有了一丝极其微弱的波动，像是石子投入深潭后延迟泛起的、几乎看不见的涟漪。“建议？”他重复了一遍，仿佛在品味这个词的陌生含义，“他……不用建议。他有他的主意。从小就有。”
“从小？”程俊杰敏锐地捕捉到这个词。
危国华又不说话了，目光重新落回那些奖状，陷入长久的沉默。就在众人以为对话即将彻底终结时，他忽然站起身，走向里屋。过了一会儿，他拿着一个铁皮饼干盒子出来，放在茶几上。
盒子打开，里面没有饼干，只有一些旧物：几张更早期的全家福（照片上的危暐还是个孩子，表情严肃，眼神早熟）、几本泛黄的日记本（看起来是危暐中学时期的）、几枚生锈的奖牌、还有一些零散的票据和剪报。
“他的东西，”危国华说，声音依旧平淡，“没扔。你们要看，看吧。”说完，他走回自己的木凳坐下，恢复了雕塑般的姿态。
（四）日记中的“早期版本”
征得默许后，团队成员小心翼翼地翻阅那些日记本。纸张脆弱，字迹从稚嫩到逐渐定型，内容以学习计划和自我总结为主，间或有一些对周围事物的观察。然而，正是这些观察，透露出令人心悸的“早期模板”。
初一某篇：
“今天数学又考了第一。王老师表扬了我，但他说‘不要骄傲，要继续努力，为班级争光’。争光？我的分数是我的，为什么要为‘班级’争光？‘班级’只是一个管理单位，它没有生命。荣誉应该归属创造价值的个体，而不是一个抽象的集体标签。王老师的话，是一种隐性的道德绑架，试图用集体概念稀释个人成就。我点头了，但心里知道，这是错的。”
初二某篇：
“父亲又因为琐事和母亲争吵。无非是钱、亲戚、毫无意义的邻里攀比。他们的情绪像低效的锅炉，消耗大量燃料（精力、时间），却只产出噪音和热量（愤怒、委屈），没有任何建设性的输出。情感，尤其是这种基于琐碎利益和虚荣心的情感，是效率的敌人。我应该避免陷入这种无意义的情感反应模式。”
初三某篇（临近中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