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强想抄我的作业，我拒绝了。他骂我‘不够朋友’。‘朋友’是什么？是基于互惠的利益交换关系？还是基于脆弱情感依赖的非理性联结？如果是前者，他不能提供我需要的‘利益’（学习上的帮助、有价值的资讯）；如果是后者，这种联结不稳定且低效。我拒绝是理性的选择。他因此产生的情绪，是他的问题，源于他对‘朋友’这个概念的错误理解和依赖。我无需感到愧疚。”
高中某篇（已显成熟）：
“读历史，发现所有被歌颂的‘牺牲’、‘奉献’，背后几乎都有更复杂的权力算计、利益分配或个体不得已的困境。将其简化为‘美德叙事’，是统治术的一部分，用以调动底层个体的非理性投入。真正的理性人，应该看穿这些叙事背后的真实逻辑，并在此基础上做出最优选择。道德感，常常是理性计算的干扰项。”
沈舟低声对孙鹏飞说：“看到了吗？‘去道德化’、‘情感贬低’、‘解构集体与关系’、‘理性至上’、‘看穿叙事’……这些后来在KK园区被娴熟运用的‘话术模块’的核心逻辑，在这里已经以原始的、哲学思辨般的形式出现了。这不是突然的变异，是缓慢的、长期的‘意义构建偏向’积累。”
孙鹏飞点头：“他在很早就开始为自己构建一套高度个人化、高度理性（偏工具理性）且对传统情感-道德框架充满怀疑和不信任的‘意义操作系统’。家庭环境（情感稀薄或冲突）、学校经历（可能感受到的集体对个体的压抑）、早期阅读和思考，共同促成了这套系统的形成。在他遭遇更大社会挫折之前，这套系统可能只是他保护自己、追求效率的‘盔甲’；但当挫折来临，这套系统缺乏柔韧性和道德缓冲的特性，就很容易滑向极端，将他人彻底工具化。”
曹荣荣抚摸着日记本的边缘，她能感受到字里行间那种冰冷的、孤独的、不断自我加固的“逻辑茧房”。“他在很努力地‘想明白’，用一种他认为最‘清醒’的方式。但这种‘清醒’是排他的，它拒绝了许多使人与人之间得以温暖连接的东西——共情、信任、未经算计的善意、对超越个体利益的价值的认同。他把这些视为‘不理性’的杂质，不断地提纯自己的思想，结果却让自己变得越来越孤立，也越来越……危险。”
鲍玉佳看着一张全家福，照片上的小危暐站在父母中间，父母的表情也谈不上温暖，只是一种程式化的合影姿态。她忽然明白了曹荣荣说的“情感蒸发快”是什么意思。在这个家庭里，情感的表达和接收可能都是低效、困难甚至被视为“麻烦”的。理性、成绩、实际的“用处”，才是更被认可（或至少是更被强调）的沟通货币。一个敏感而聪明的孩子，在这种环境下，很容易学会用更强大的“理性”武装自己，同时将情感视为需要克服的弱点。
（五）社区碎片与“失踪”的叙事
为了获得更立体的图景，部分成员（梁露、程俊杰、马文平）在征得危父同意后，在小区内进行了小范围的走访。他们自称是来做社会研究的学生，话题围绕社区变迁、家庭关系、子女教育等展开。
从几位老邻居欲言又止的片段中，拼凑出一些模糊的印象：
“老危家啊，以前是厂子里的技术员，挺认真的一个人，就是话少，有点拗。”（对危父的评价）
“他老婆（危母）好像身体一直不太好，精神头也不足，很少跟人来往。”
“他家那个儿子，啧啧，小时候可是这一片出了名的聪明娃，奖状拿回来不少。就是……不太合群，别的孩子玩闹，他总是一个人在家看书，或者摆弄些零件啥的。”
“后来考去外地上大学了，听说出息了，赚大钱了，但很少回来。老危他们也不怎么提，问起来就说‘忙’。”
“再后来……就出了那档子事（指危暐案发）。唉，真是没想到啊。老两口一下子更沉默了，几乎不出门。社区和派出所都来过人，他们也没什么话说。就像……就像早就知道会有这么一天似的，认命了。”
一位在社区工作了二十多年的老调解员，在梁露的诚恳询问下，多说了几句：“家家有本难念的经。老危他们家吧，感觉一直绷着一根弦，特别紧。教育孩子就是‘要争气’、‘要出息’，别的好像都不重要。孩子也争气，可这‘气’争得太狠了，好像把别的什么东西都挤没了。出事以后，我去看过他们几次，那感觉……不是悲痛，是一种空了，干透了的感觉。好像他们一生的指望、努力、还有那根绷紧的弦，一下子全断了，剩下的就是一个空壳子。”
马文平将这些信息带回危家，与日记内容、家庭氛围相印证。一个更清晰的早期画面浮现出来：一个天赋聪颖但情感滋养匮乏的孩子，在一个强调“实用理性”、“出人头地”却缺乏情感流动和多元价值认可的家庭环境中成长。他早早发展出一套高度内聚、逻辑自洽但排斥“软性”情感道德的个人意义体系。这套体系在学业竞争阶段是高效的“成功学”，但当面对更复杂的社会博弈、人际关系和道德困境时，其缺乏弹性和缓冲的缺陷就暴露出来。挫折不是导致他转向犯罪的根本原因，而是催化剂，促使他将那套早已形成的、冰冷的内核逻辑，应用到更极端、更无约束的领域，最终在KK园区找到了将其“技术化”、“工业化”的邪恶舞台。
“所以，‘叙事传导阻滞’攻击中那种对情感与道德的自动怀疑、对解构的过度推崇、对连接意愿的削弱，”魏超总结道，“其个体心理层面的‘原型’，或许就潜藏在这种早期形成的、将情感道德视为‘低效杂质’或‘操控工具’的认知模式里。当这种模式不再是孤例，而是在某种社会文化条件下被批量‘生产’或‘强化’，再被恶意武器化放大，就会形成我们看到的文明级危机。”
陶成文看着窗外老旧的社区景象：“这里是一个‘意义生态’简单化、功利化、甚至在一定程度上‘板结化’的微观样本。它可能产出一流的技术员或精算师，但也可能，在缺乏其他价值维度平衡和滋养的情况下，孕育出将一切都视为可计算、可操纵对象的‘空心精英’。危暐是极端的个案，但他所代表的某种‘意义构建的偏执与贫瘠’，却值得我们警惕。这或许就是逆模因武器选择‘叙事传导阻滞’作为攻击方式的深层原因——它利用了部分文明内部已然存在的‘意义营养不良’或‘意义构建单一化’的脆弱点。”
（六）意外的访客与未完成的拼图
就在团队准备结束探访，向危父告辞时，门外传来了脚步声。一个四十岁左右、穿着朴素、面容与危暐有几分相似但线条柔和许多的女人出现在门口。她手里拎着一些水果和蔬菜。
她是危暐的妹妹，危雅。一直在邻市工作生活，得知有“客人”来访，匆匆赶回。
看到屋内的众人，危雅愣了一下，眼神迅速扫过父母、墙上的奖状、打开的饼干盒，最后落在鲍玉佳等人身上。她的表情复杂，有戒备，有疲惫，还有一丝深藏的、难以言喻的痛苦。
“你们是……”她的声音有些沙哑。
“我们是……来了解一些情况的，”鲍玉佳再次解释道，语气更加温和，“关于你哥哥，也关于……一些更大的问题。我们希望能更好地理解，才能阻止类似的事情伤害更多人。”
危雅沉默了片刻，将东西放下，没有立刻赶人，也没有表现出欢迎。她给父亲倒了杯水，又看了看母亲，动作熟练而沉默，显然已经习惯了这种家庭氛围。
“理解？”她终于开口，声音很轻，像是在对自己说，“连我自己都不理解。他从小就和别人不一样。聪明，太聪明了，聪明到让人觉得……害怕。他看你的眼神，有时候不像在看一个人，像在看一个……一个需要被分析的物体。爸妈只关心他成绩好不好，以后有没有出息。他好像也只需要这个。我们之间……没什么话好说。他走了（指去外地发展）以后，联系更少。每次打电话，都是他在说他的‘项目’、‘规划’，那些词听着很高大上，但冷冰冰的。后来……就出了事。”
她停顿了很久，眼眶微微发红，但没有眼泪。“爸妈没怎么哭，我也没怎么哭。不是不难过，是……好像不知道该为什么难过。为那个聪明绝顶的哥哥？为那个冷血的罪犯？还是为我们这个好像从来没真正热乎过的家？有时候我觉得，我们家的‘故事’，在很久以前就写坏了，后面的章节，只是按照那个错误的开头，一路错下去而已。”
曹荣荣轻声问：“你觉得，是什么把‘故事’写坏了？”
危雅茫然地摇了摇头：“我不知道。也许是爸妈太想要一个‘光宗耀祖’的故事，却忘了故事里的人需要温暖才能活。也许是我哥太想证明自己那套‘聪明’是对的，走到最后，连自己也骗进去了。也许……是这个地方，这个只认‘实在好处’、‘争口气’，却不知道怎么好好说话、怎么拥抱、怎么原谅的环境？”
她的话没有答案，却像一把钥匙，打开了另一扇门。它指向的不仅仅是个人或家庭的问题，更是一种弥漫在特定社会文化肌理中的、对“成功”、“实用”、“面子”等单一价值的过度推崇，以及对情感教育、道德想象力、多元意义构建的普遍忽视或压抑。这种土壤，可能不会直接制造罪犯，但它会制造大量情感认知扁平化、意义追求功利化、人际关系工具化的个体。他们是社会运行的“螺丝钉”，但在危机来临时，也可能成为意义网络中最脆弱的节点，或者，在极端情况下，成为危暐那样主动将这种“扁平化”和“工具化”逻辑推向极致的“病毒制造者”。
（七）离场与回响
离开危家时，天色已近黄昏。老旧的楼道里光影昏暗。危父送到门口，依旧沉默。危雅站在屋内阴影里，目送他们离开。
走在暮色渐浓的老城区街道上，团队成员们心情沉重。这次探访没有发现惊天秘密，没有找到具体的“罪魁祸首”，但它揭示了一种更缓慢、更无形、也因此更普遍的“伤害”——一种对健康、丰富、富有韧性的“意义构建能力”的早期剥夺或扭曲。
“我们对抗的‘叙事传导阻滞’，”张帅帅缓缓说道，“其社会心理基础，可能就隐藏在这种无数个‘意义构建偏枯’的个体和家庭之中。当太多人习惯了用功利解构情感，用怀疑替代信任，用个人计算覆盖集体善意，整个文明的意义网络就会变得脆弱、干涩，容易被那种系统性的‘冷化攻击’趁虚而入。”
沈舟点头：“危暐是把这种倾向武器化的极端案例。他的‘技术’之所以能在KK园区生效，是因为他准确地击中了现代社会许多人心中已然存在的认知弱点——对情感的怀疑、对道德的相对化、对宏大叙事的疲倦、对个人利益的过度聚焦。他只是将其系统化、工业化，并推向了犯罪的极端。”
鲍玉佳回想起危雅那句“故事写坏了”，心中触动。“修复‘故事织布机’，不能只修复传输协议。我们需要关注‘故事’最初是如何被‘编织’出来的。家庭、教育、社区文化……这些最初的‘意义工坊’是否健康，是否允许丰富的情感表达、多元的价值探索、失败的包容、以及真诚的连接？如果我们只在文明交流的‘终端’拦截毒素，却忽视了大量‘源头’可能已经存在的‘水质问题’，那么这场防御战将永远处于被动。”
陶成文总结道：“这次探访的意义在于，它让我们意识到，对抗逆模因、修复意义网络，不仅是一场技术和文化的战争，更是一场深刻的社会工程和心灵教育。我们需要在联盟范围内，推动对早期教育、家庭支持系统、社区文化建设、媒体叙事伦理等方面的关注和改革，培育更能滋养健全人格和丰富意义世界的‘土壤’。否则，我们修复好的传导通道，输送的可能依然是贫瘠或扭曲的故事原料。”
魏超联系到当前的危机：“‘叙事传导阻滞’攻击放大了文明内部的这种脆弱性。但反过来，如果我们能通过修复‘故事织布机’的工程，包括源头培育和传导修复，全面提升文明的意义生态健康度，那么这种攻击的效果就会大大减弱。一个能讲好自己温暖故事、能真诚欣赏他人故事、内心丰盈的文明，对那种冷冰冰的解构攻击，自然会产生强大的‘叙事免疫力’。”
团队带着沉甸甸的思考和更加明晰的方向，离开了福州。那个老旧小区、那间昏暗的屋子、那本冰冷的日记、那双茫然的眼睛……都成为了他们记忆和数据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他们追踪罪恶的源头，最终看到的不仅是一个罪犯的养成，更是一面映照出文明意义生态潜在病灶的镜子。
回到“抉择之点”，林奉超和马强迎上来。马强根据团队传回的感知资料，对《原点与穹顶》装置进行了新的调整：在那象征 raw 原点的光芒周围，他增加了许多极其微小的、灰暗的“初始结构”，这些结构并非直接阻挡光线，却影响着光芒最初的色彩和发散角度。他将这一部分命名为《源初的滤镜》。装置的可变部分《传导之蚀》依然存在，但观众注入关注和善意时，不仅能短暂透明化传导蚀层，也能微微扰动那些“源初的滤镜”，使其呈现更丰富的色彩可能。
第八百二十三章在暮色与反思中结束。对危暐原生家庭的探访，如同一次深入意义病灶的活体解剖，痛苦却必要。它让守护者们看清，敌人不仅是外来的逆模因武器，更是内在于文明发展过程中的、那些可能导致意义贫瘠化和人性异化的结构性缺陷。修复“故事织布机”的任务，因此变得更加宏大，也更具根本性——他们不仅要修复传输的“织机”，更要培育健康的“丝线”，乃至呵护能产出优质丝线的“桑林”与“织工”。
战斗的维度，再一次被拓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