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遗物中的异常：七通未接来电
福州，危暐故居整理工作进入第三周。
林淑珍决定将儿子的部分遗物捐赠给回声网络，用于反诈骗教育展览。这是一个艰难的决定——每件物品都承载着记忆，但正如她所说：“小暐的东西如果只是锁在箱子里，就失去了他留下它们的意义。”
2025年8月17日，周六上午，回声团队来到这座位于老城区的小院。来的人不少：陶成文、鲍玉佳、张帅帅、曹荣荣、孙鹏飞、付书云、马文平、程俊杰、梁露，还有坚持要来的沈舟教授——尽管医生不建议他长途出行。魏超在狱中写了一封信委托转交，马强作为当年办案的老刑警也被邀请。
院子里那棵危暐小时候种的茉莉花开得正好，香气弥漫。林淑珍在树下摆了茶桌，阳光透过枝叶洒下斑驳光影，这本该是个温馨的追忆时刻，但气氛从一开始就有些微妙。
“其实今天请大家来，除了整理遗物，还有件事。”林淑珍从一个老式樟木箱里取出一个密封的铁盒，“这是小暐小时候的‘宝藏盒’，他出国前交给我保管，说如果他不回来，等他走满三年再打开。上周，刚好满三年。”
铁盒打开，里面没有孩童的玩具，全是成年后的物品：几个U盘、一本密码笔记本、一叠加密的SIM卡，还有一部老式按键手机。
程俊杰接过手机检查：“诺基亚1050，超长待机，只能打电话发短信。这种手机现在只有特定人群还在用——比如需要防定位的人。”
“开机看看？”张帅帅建议。
手机需要密码。林淑珍想起什么，从盒底摸出一张小纸条：“他说密码是我第一次教他写自己名字的日子。”
1998年5月6日。输入密码，手机开机了。
屏幕亮起后，所有人都愣住了——收件箱里有23条未读短信，发件人都是同一个没有存储的号码；通话记录里，有七通未接来电，来自七个不同的号码，时间集中在2020年5月至6月。
更让人脊背发凉的是短信内容：
2020年5月7日 14:32
“危暐，看到回电。我是鲍玉佳，有急事找你。”
2020年5月15日 21:17
“危暐，我是张帅帅。你母亲联系不上你很担心，看到信息速回。”
2020年5月28日 11:05
“危老师，我是曹荣荣，关于诈骗园区的新线索想和你核实。”
2020年6月1日 19:43
“危暐，陶成文。我们准备启动一个帮助受害者的项目，需要你的技术。”
2020年6月3日 08:15（这是危暐牺牲次日）
“危暐，我是孙鹏飞。看到新闻说KK园区出事，你还好吗？速回电！”
2020年6月5日 16:22
“危暐，付书云。如果你需要心理支持，我们随时都在。”
2020年6月10日 10:31（最后一条）
“危暐，我是沈舟教授。无论你现在在哪里，无论发生了什么，请联系我。你的研究比你的安全更重要——这是错的。活着回来。”
院子里一片死寂，只有茉莉花香还在流动。
“这些信息……我们从来没发过。”鲍玉佳第一个开口，声音干涩。
张帅帅已经掏出自己的手机翻查记录：“我2020年5月确实试图联系过危暐，但用的是另一个号码，而且只打过两次，不是这个号码。”
曹荣荣脸色发白：“我的信息内容有问题——我从来不叫他‘危老师’，都是直呼其名。而且那个时间点，我正在跟缅甸的新闻，根本不知道他在哪里。”
陶成文拿起手机仔细看：“这些短信的发送基站……我让技术组查一下。”
马文平已经打开笔记本电脑，连接便携式分析设备：“不用等，我现在就能初步定位。这种老式手机虽然不智能，但基站信息是明文的。”
十分钟后，结果出来了：七条短信，全部发自缅甸妙瓦底地区，基站位置围绕KK园区分布，其中三条的发送位置就在园区内部。
“所以，2020年5月到6月，有人在缅甸用危暐的备用手机，冒充我们这些人给他发信息？”孙鹏飞总结道，“但目的是什么？如果危暐本人就在园区里，发这些信息不是多此一举吗？”
程俊杰突然想到什么：“等等，这手机是双卡双待的——虽然是老式机，但可以插两张SIM卡。现在只插了一张，另一张卡槽是空的。”
他小心拆开手机后盖。里面果然有两个卡槽，卡槽1有一张SIM卡，卡槽2是空的，但卡槽边缘夹着一小片纸。
纸片上用极小的字写着：“如果看到这条，我已经不在了。卡2的号码是他们逼我用的‘工作号’。我用卡1收，但从未回复。别查这个号，里面有陷阱。——VCD 2020.4.30”
“工作号……”付书云重复这个词，“诈骗犯用的电话号码？”
沈舟教授一直沉默着，这时突然说：“把卡2的号码复原。既然危暐特意留下线索，说明这个号码里有他想要传递但不敢直接说的信息。”
马文平尝试从手机芯片中恢复已删除的SIM卡信息。一小时后，一个完整的号码被复原：+95 9XXXXXXXX（缅甸号码）。
“查这个号码的通话记录和短信记录，”张帅帅说，“需要运营商配合，我联系国际合作部门。”
“不用，”马强开口了，这位老刑警的声音很低沉，“这个号码……我见过。”
所有人都看向他。
马强从自己的旧公文包里翻出一本泛黄的案件记录本，翻到某一页：“2020年7月，我们破获一起跨境诈骗案，主犯的手机通讯录里有一个标记为‘技术顾问’的号码，就是这个。当时以为是诈骗团伙内部的技术支持，没深挖。”
“案件细节呢？”陶成文问。
“那是个专门针对中国境内专业人士的‘高薪招聘’诈骗，”马强说，“手法很特别：不是广撒网，是精准定位——通过社交媒体和职业网站找到目标人物的社交圈，冒充目标人物的朋友、同事、老师，以‘内推’‘合作项目’‘紧急求助’等名义，诱骗目标出境。”
鲍玉佳脑中有什么东西连起来了：“所以这些冒充我们发给危暐的短信……不是发给危暐看的？”
“是样本，”曹荣荣脱口而出，“诈骗犯需要模仿真实人物的语气、关系、对话内容，才能让骗局更逼真。他们截取这些短信作为‘话术模板’，用来骗下一个人。”
“但为什么用我们的名义？”孙鹏飞问，“而且恰好是我们这些人——都是后来成为回声网络核心成员的人。”
程俊杰已经在交叉比对数据：“我查了一下这个号码的活跃时间：2020年3月至6月，正是危暐在园区的时间段。而这个号码拨出的电话，有十七通是打向中国福州地区的，其中七个号码……”
他抬起头，眼神复杂：“分别是鲍玉佳、张帅帅、曹荣荣、孙鹏飞、沈舟教授、付书云和陶成文在2020年使用的手机号。”
院子里再次陷入寂静，但这次的寂静里多了某种逐渐清晰的恐怖。
“所以，”张帅帅一字一句地说，“2020年5月到6月，危暐在KK园区里，被迫用这个号码，冒充他自己，给他最熟悉的一群人——也就是我们现在在场的这些人——打电话，试图把我们骗到缅甸？”
林淑珍手里的茶杯掉在地上，碎了。
（二）记忆黑洞：那些被忽略的“陌生来电”
“我确实接到过一个奇怪的电话，”鲍玉佳第一个回忆起来，“2020年5月20日左右，晚上九点多。号码显示是缅甸，接起来对方说是危暐，声音很像，但有点沙哑。”
“他说什么？”
“说他正在缅甸做一个区块链项目，遇到技术难题，急需一个懂心理分析又能写代码的人合作，问我有没有兴趣飞过去一趟，费用全包，报酬很高。”鲍玉佳皱眉，“我当时很疑惑，因为危暐知道我对区块链不感兴趣，而且他从不称呼我‘鲍老师’，都是直呼名字。”
“你怎么回的？”
“我说考虑一下，问他要项目资料。他说晚点发我邮箱，但资料一直没来。三天后我又打那个号码，已经停机了。我当时以为是诈骗电话，但声音太像危暐，我还特意联系他母亲问情况，林阿姨说他在国外工作，联系不上。”
张帅帅也想起来了：“我是5月25日接到的。对方说是危暐，在缅甸做网络安全项目，说当地警方需要中国专家协助调查一个诈骗案，问我能不能以‘技术顾问’身份过去，为期两周。我说要走正规外事程序，他说可以，会给我发邀请函——当然，也没发。”
曹荣荣的遭遇略有不同：“我接到的是‘求助’电话。对方说他是危暐，在缅甸采访诈骗园区时被当地势力扣留，需要一笔‘保证金’才能脱身，让我转三万到他指定的账户。我说我要核实，他说‘曹记者，你当年欠我一个人情’——这确实是我和危暐之间的梗，2019年他帮我做技术分析，我说欠他一次。”
“你转钱了吗？”
“没有。我说我要听到他现场说一句只有我们俩知道的话——我们曾经开玩笑说如果被绑架怎么确认是本人。对方沉默了十秒，挂断了。”
孙鹏飞、付书云、陶成文的经历大同小异：高薪合作、紧急求助、技术支援，都是利用他们对危暐的信任和专业背景量身定制的骗局。
只有沈舟教授接到的是另一类电话：“对方说他是危暐，在缅甸收集到了诈骗集团的一手资料，但设备损坏，需要我过去帮忙做现场分析。他说‘这是您一直想要的核心数据’。我说我身体不好，去不了。他说可以派‘专人’来接我，保证安全。我说考虑考虑，挂了电话后立即联系了我在缅甸的学术联系人，对方说没听过这个项目。”
“所有人都接到了，但所有人都没上当，”程俊杰总结，“为什么？因为骗局设计有破绽？还是因为我们比较警惕？”
梁露一直在记录，这时抬起头：“不，我觉得是因为危暐在设计这些骗局时，故意留下了破绽。”
她拿出刚才大家回忆时的记录：“看这些细节：鲍玉佳接到电话时，对方称呼‘鲍老师’——危暐从不这样叫；张帅帅被要求‘走正规程序’——这在诈骗园区根本不可能；曹荣荣被要求说暗语；沈舟教授被许诺‘核心数据’——但危暐知道沈教授最反对冒险取证。”
“危暐在反向操作，”陶成文明白了，“他被迫设计骗局骗自己人，但在每个骗局里都埋了警示信号，希望我们能识破。”
马文平提出更尖锐的问题：“但为什么是我们？诈骗集团为什么偏偏选中危暐通讯录里这群后来会成为回声网络核心的人？是巧合，还是……”
“还是他们早就知道，这群人日后会对他们构成威胁？”张帅帅接上话，“所以想提前把我们‘解决’掉？”
一直沉默的马强开口了：“我需要看看那个号码的其他通话记录。如果这个号码只联系了你们七个人，那可能是针对性计划；如果还联系了其他人，那可能是更大规模行动的一部分。”
技术恢复需要时间。等待过程中，林淑珍从屋里拿出了另一件东西：一个厚厚的档案袋，上面写着“小暐网络备份-2020”。
“这是小暐出国前交给我的，说如果电脑损坏，用这个可以恢复数据。”她声音颤抖，“我一直没敢打开。”
档案袋里是几十张加密光盘。程俊杰和马文平立即开始解密工作。三小时后，第一张光盘的内容被破解——是一个加密的通讯记录备份，时间跨度：2020年1月至2020年6月。
里面不仅有危暐的网络活动记录，还有一份详细的“任务日志”。
（三）任务日志：2020年4月18日-6月2日
日志是危暐用加密文字写的，解码后，呈现出一段令人心碎的历史：
2020年4月18日
“魏明哲今天‘提拔’我了。不是因为我技术好，是因为我上周修复系统漏洞时，故意留了一个后门被他发现。他测试后发现后门可以用于‘精准引流’，很高兴，让我加入‘特种项目部’。”
“所谓特种项目，就是针对高价值目标的定制化诈骗。我不意外。但我没想到，他给我的第一个任务名单，是七个人的档案——鲍玉佳、张帅帅、曹荣荣、孙鹏飞、沈舟、付书云、陶成文。”
“他们怎么找到这些人的？我的私人通讯录在出国前就销毁了，云备份也清空了。除非……他们黑了我的社交账号，或者更早之前就监控我了。”
2020年4月20日
“今天见到了‘项目总监’，一个叫马强的人——不是真名，是代号。他说这七个人是中国国内‘潜在的反诈骗核心力量’，如果能提前‘处理掉’，可以省去很多麻烦。”
“怎么处理？‘高薪招聘’骗过来，听话的加入我们，不听话的扔进‘高压区’，三个月就废了。”
“我必须接下这个任务，否则立刻会死。但我不能真把他们骗来。”
2020年4月25日
“制定了第一版骗局方案，故意在每个人的方案里埋了三个以上的破绽。交给马强，他看后冷笑，说：‘你当我是傻子？重做，破绽不能超过一个，而且要是非专业人士看不出来的那种。’”
“我拖延了两天，被打了一顿。小电台偷偷给我送药，问我能不能干脆把方案做完美，然后在执行时故意失败。我说监控太严，失败会被怀疑。”
2020年5月5日
“想出一个办法：在话术模板里加入只有对方能识别的个人记忆细节，但这些细节我会故意说错一点。比如曹荣荣欠我人情的具体事件，我把‘2019年3月’说成‘2019年4月’；比如沈舟教授书房那套《全球通史》，我说成《世界通史》。”
“这样，如果对方足够警惕，会发现异常；如果对方不够警惕……那我希望他们至少会因为其他原因拒绝。”
2020年5月7日
“今天给鲍玉佳发了第一条短信。用的是组织提供的模板，但我修改了称呼和语气。她回复要求项目资料，这是好迹象——她在核实。”
“马强监听了全过程。结束后他说：‘看来这个鲍玉佳很谨慎，下一个。’”
2020年5月10日-25日
“陆续联系了其他六个人。每个人都表现出怀疑，没有人立刻上当。马强很恼火，说我的方案‘太温和’，要换人执行。”
“我主动提出改进方案：增加紧迫感，利用突发事件。比如冒充张帅帅的‘上级领导’，比如伪造沈舟教授的‘学术邀请函’。马强同意了，但派了另一个‘诈骗导师’监督我。”
2020年5月28日
“最危险的一天。曹荣荣要求暗语验证，我卡住了。监督我的人立刻抢过电话，用变声器模仿我的声音，说出了正确的暗语——他们怎么知道的？！”
“曹荣荣还是没上当，说要见到人才行。挂了电话后，监督者冷冷地看着我：‘你的社交账号三年前就被我们渗透了。你和这个女记者所有的聊天记录，我们都有。’”
“原来如此。我不是2020年才被盯上的，是更早。那笔六十万，那个新加坡公司，可能都只是这个长期计划的一部分。”
2020年6月1日
“最后尝试：陶成文。我用了最复杂的方案——伪造了一个‘国际反诈骗合作项目’的邀请，附上了看起来真实的文件。但我在文件的一个隐蔽处，用只有陶成文能看懂的加密方式写了一句：‘勿信，我被控，此号危险。’”
“他回复说需要时间考虑。我知道他看懂了。”
2020年6月2日
“马强今天总结：七个人，零成功。他说我是故意的，我说是对方太谨慎。争吵中，他透露了一个信息：这七个人只是‘第一轮测试’，如果方案成熟，接下来要针对的是更广泛的人群——中国各地的反诈骗志愿者、心理咨询师、技术专家。”
“他们要系统性地清除潜在阻力。”
“今晚我必须行动了。地面站已经准备好，数据包里有过去四个月收集的所有信息：诈骗集团的运作模式、资金流向、保护伞名单、还有这个‘特种项目’的完整计划。”
“如果成功发送，至少能阻止他们扩大目标范围。”
2020年6月2日 23:17（最后一条日志）
“发送完成。小电台确认数据包已完整传输。现在要去销毁设备，然后……可能没有然后了。”
“如果将来有人看到这些记录，请告诉我妈妈，那六十万我用自己的方式还了。请告诉那七个人，对不起，我差点成了骗你们入地狱的人。”
“光很弱，但至少，我没有让它彻底熄灭。”
日志结束。
院子里没有人说话。茉莉花香依旧，但空气沉重得让人窒息。
（四）马强的真面目：从刑警到“项目总监”
“马强，”张帅帅转向老刑警，声音冷得像冰，“那个‘项目总监’马强，是你吗？”
所有人都看向马强。老刑警坐在那里，腰板笔直，脸上没有表情，但手指在微微颤抖。
“是我。”他说。
曹荣荣猛地站起来：“你也是诈骗集团的人？！”
“曾经是，”马强纠正，“或者说，一直是双面人。”
他慢慢站起来，走到院子中央，转过身面对所有人：“我的警号3875，从警三十四年，破获刑事案件217起，其中跨境诈骗案43起。这些记录都是真的。”
“那为什么……”鲍玉佳无法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