终于，沈墨深深地、艰难地吸了一口气，仿佛要将满室的压力与胸腔的滞涩一同吸入，再缓缓吐出。
他抬起头，脸色依旧苍白，但眼神中却强行凝聚起一丝属于读书人的、近乎执拗的认真。
他先是对御座方向，也是对吴承安，微微躬身。
“镇北侯此问，确实触及礼学精微之处，亦关涉邦交实务，发人深省。”
他的声音有些干涩，却努力维持着平稳：“《礼记》时为大之论，乃圣贤垂训，千古不移。”
“然，时之一字，包罗万象，确如侯爷所言，可有不同层面的解读。”
他开始了自己的论述，语速缓慢，字斟句酌：“所谓天时，乃天地运行之常道，四时节序之规律。”
“古礼定朝聘会同之时，多依天时，以示顺应天地，庄重有序，此乃礼之常经，不可轻废。”
他先肯定了天时的基础地位，这是立足经学的根本，不能动摇。
“然，”
他话锋一转，语气变得沉重：“圣人制礼，亦重变通。”
“《易》云：‘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
“礼之‘时为大’，其深意恐怕不止于狭义之‘天时’，更应包含‘时势’——即天下大势、国家运势、周边情势之变迁。”
“若固守某时某节之天时古制，而全然无视沧海桑田、国力消长、安危易位之时势。”
“致使邦交失宜，乃至兵连祸结，则恐非制礼之本意，反是拘泥害义了。”
他小心翼翼地尝试将“时势”纳入“时”的范畴，并赋予其重要性。
甚至暗示在特定情况下，“时势”可能比具体的“天时”古制更值得优先考虑。
这是他为解释现实行为寻找的理论出口。
接着，便是最危险、也最无法回避的部分——“以贵国为例”。
沈墨的喉结滚动了一下，声音变得更低，但更加清晰：
“至于我大坤此番遣使，其礼仪规程，自是遵循两国交往之成例古制，以示对贵国及此番和议之郑重。”
他先套上一个安全但空洞的帽子：“然，”
他艰难地补充，每一个字都仿佛重若千钧：“使团之行止，具体交涉之进退。”
“亦必充分考虑当前两国之实际情势，北疆之现状，以及……以及共谋边境长久安宁之共同愿景。”
“此中分寸拿捏，便是试图在遵行‘礼’之常经与顺应‘时’之变通之间，寻一平衡之道，若强要区分孰先孰后……”
他停顿了足足三息，仿佛耗尽了全身力气，才缓缓吐出一句看似圆滑、实则透露出深深无奈与窘迫的结论：
“窃以为，当以‘不失礼之大体’为根基，在此根基之上，审时度势，务求‘礼’之行也，能达‘和宁’之实效。”
“若‘天时’之细节与‘时势’之要求略有扞格，则或可于细节权宜变通。”
“而不可动摇‘敬慎’、‘重正’、‘求和安’之礼之本义。”
这个回答，充满了儒家官员典型的“中庸”与“调和”色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