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月的第一个星期二，清晨五点半。
吴普同醒了。天已经蒙蒙亮，夏日的晨光来得早，透过薄薄的窗帘，把房间染成一种朦胧的灰蓝色。他没有立刻起床，而是躺在那里，听着自己的呼吸声，和马雪艳均匀的呼吸声交织在一起。
今天是去卫生纸厂试工的日子。
三天前，马雪艳下班回来说，她厂里一个同事的亲戚在西郊卫生纸厂当车间主任，那里缺人手，问他要不要去试试。工作很简单，就是把大卷的卫生纸分切成小卷，按件计酬，多劳多得。
“至少比铜丝厂安全。”马雪艳当时说。
吴普同答应了。他需要工作，需要收入，需要证明自己不是“娇气”。尽管心里明白，这又是一份纯粹的体力活，和他学了四年的动物科学八竿子打不着。
他在床上又躺了几分钟，然后轻轻起身，尽量不吵醒马雪艳。但她还是醒了，睡眠很浅。
“要走了？”她问，声音带着困意。
“还早，你再睡会儿。”
马雪艳坐起来，揉了揉眼睛：“我起来给你弄点吃的。”
“不用，我自己来。”
但她已经下床了。吴普同看着她瘦削的背影消失在厨房门口，心里涌起一阵复杂的情绪——是感激，也是愧疚。结婚两年多，她跟着他，没享过什么福，反而要为他担心，为他奔波。
他穿上衣服。还是那套深色的长裤和衬衫，洗得有些发白了，但干净。他特意选了深色，耐脏。又从抽屉里翻出一个口罩——普通的纱布口罩，洗过很多次，纱布已经变薄了。马雪艳昨天特意去药店买了两个新的，但他舍不得用，想着今天只是试工，不一定能留下，先用旧的。
厨房里，马雪艳在热粥。昨天剩下的粥，加水再煮开，稠稠的。她又煎了个鸡蛋——家里最后一个鸡蛋，金黄色的蛋黄在锅里“滋滋”响。
“今天试工，吃个鸡蛋，有力气。”她说。
吴普同没说话。他知道这个鸡蛋本来是她准备今天中午带饭吃的。他们现在每一分钱都要算计着花。
吃完早饭，六点。吴普同检查要带的东西：水杯，饭盒（里面装着馒头和咸菜），备用手套，还有那个旧口罩。他推着自行车下楼——还是那辆黑色的永久二八，车把有些锈了，但还算结实。
清晨的保定街道很安静。偶尔有早起的老人提着鸟笼遛弯，有清洁工在扫街，扫帚划过水泥地发出“沙沙”的声音。空气很清新，带着露水的湿意。他骑上车，朝着西郊的方向去。
西郊离他们住的地方不近，骑了将近五十分钟。越往西骑，楼房越少，平房和厂房越多。路也变得不太好，有些路段坑坑洼洼的，自行车颠簸得厉害。
七点差十分，他到了卫生纸厂。
厂子不大，在一个巷子尽头。灰色的围墙，锈迹斑斑的铁门，门口挂着块木牌，上面用红漆写着“保定市西郊卫生纸厂”，字迹已经斑驳了。厂区里传来机器的轰鸣声，“嗡嗡”的，持续不断。
吴普同停好车，走进厂门。门卫室有个老头在喝茶，看见他，探出头：“找谁？”
“我来试工的，找王主任。”吴普同说。
“哦，小王介绍的。”老头上下打量他，“往前走，第二排厂房，左边第一个门。”
“谢谢。”
吴普同按照指示往前走。厂区不大，但很杂乱。空地上堆着各种原材料——成捆的废纸、回收的纸箱，还有一些他说不上来的东西。空气里有股奇怪的味道，像是纸张发霉的味道，又掺杂着某种化学制剂的气味。
第二排厂房是栋红砖平房，窗户很小，玻璃上糊着一层厚厚的灰。他推开左边第一个门。
热浪和噪音一起扑出来。
车间里比外面热至少十度。机器轰鸣声震耳欲聋，那是种低沉、持续的声音，钻进耳朵里，让人头皮发麻。车间很大，但很昏暗，只有几盏昏黄的灯吊在高高的房梁上。空气中漂浮着细密的粉尘，在灯光下形成一道道可见的光柱。
吴普同站在门口，适应了一会儿。然后他看见一个穿着蓝色工作服的中年男人走过来，大约四十多岁，个子不高，很瘦，脸上戴着口罩，只露出一双眼睛。
“你是吴普同？”男人问，声音很大，要盖过机器的噪音。
“是。”
“我是王主任。”男人说，没伸手，“小王介绍的吧？跟我来。”
吴普同跟着他往里走。车间里排列着十几台机器，每台机器前都站着一两个工人。机器在运转，大卷的卫生纸在滚轴上转动，被切割成小卷，然后滚落到码放，再把新的大卷装上去。
粉尘很大。即使戴着口罩，吴普同也能感觉到细小的颗粒钻进鼻腔。他忍不住咳嗽了一声。
王主任回头看了他一眼：“第一次来这种地方吧？习惯就好。”
他们走到车间最里面的一台机器前。这台机器看起来比其他的旧一些，油漆剥落，露出锈迹斑斑的铁皮。
“你就用这台。”王主任说，“很简单，看着。”
他示范了一遍：把直径半米多的大卷卫生纸抬到机器上，对准位置，按下启动按钮。机器开始运转，刀片落下，把大卷切成标准的小卷。切好的小卷滚落出来，他快速检查——主要是看有没有切歪，有没有破损，然后把合格的产品码放到旁边的纸箱里。
“就这么简单。”王主任说，“一小时能切多少，看你手快不快。计件的，一卷一分钱。”
吴普同在心里算了一下。一分钱一卷，要切一百卷才有一块钱。一天工作八小时，就算不停手，能切多少？
“这台机器老一点，有时候会卡纸。”王主任补充道，“卡住了就关机器，清理干净再开。注意安全，手别往刀片那儿伸。”
“知道了。”
王主任又看了他一眼：“口罩戴好，这粉尘对身体不好。中午休息一小时，那边有水房，可以热饭。厕所在外面。还有什么问题？”
“没有了。”
“那开始吧。下午下班前找我，看今天切了多少，给你结账。”
王主任走了。吴普同一个人站在机器前。
他戴上手套——普通的棉线手套，已经磨得有些破了。又戴上那个旧口罩，系紧。然后他深吸一口气，虽然吸进来的空气里满是粉尘。
开始工作。
第一件事是把旁边堆着的大卷卫生纸抬到机器上。大卷很重，每个至少有二三十公斤。他试了试，有些吃力，但还是抬上去了。对准位置，按下启动按钮。
机器“轰”的一声开始运转。刀片落下，“唰”的一声，干净利落地把大卷切成小卷。切好的小卷从出口滚出来，他赶紧去接，码放。
一开始很慢。他不熟悉，动作生疏，经常手忙脚乱。码放的时候也不整齐，东倒西歪的。而且机器确实老了，运转起来声音特别大，震得他耳朵嗡嗡响。
干了半个小时，他已经出汗了。车间里很热，机器运转产生热量，加上八月本来就是盛夏，温度至少三十五六度。汗水顺着额头流下来，流进眼睛里，刺得生疼。他想擦，但手上戴着手套，沾满了纸屑和灰尘。
他停下来，用胳膊蹭了蹭额头。胳膊上立刻沾了一层汗水和粉尘混合的污渍。
继续干。
渐渐地，他找到了一点节奏。抬大卷，对准，启动，接小卷，检查，码放。动作越来越熟练，速度也快了一些。但粉尘也越来越难以忍受。口罩很快就被呼出的热气打湿了，黏糊糊地贴在脸上。粉尘透过纱布的缝隙钻进来，他感觉鼻腔里、喉咙里都是那种细小的颗粒，痒痒的，想咳嗽。
他忍住了。不能停，停下来就少切一卷，少赚一分钱。
上午九点，车间里的温度更高了。吴普同的衣服已经湿透了，紧紧贴在身上。口罩也湿透了，呼吸变得困难。他不得不时不时拉下口罩透口气，但一吸气，更多的粉尘涌进肺里，引发一阵剧烈的咳嗽。
旁边的工人都见怪不怪。他们也都戴着口罩，但看起来已经习惯了，动作熟练而麻木。没有人说话——说话要很大声才能听见，而且说话会吸入更多粉尘。大家就这么沉默地干着活，像一群在粉尘中劳作的影子。
十点左右，机器卡住了。
吴普同正把一个大卷抬上去，按下启动按钮，刀片落下，但只切了一半就停住了。机器发出“嘎嘎”的怪响，然后彻底不动了。
他慌了。按照王主任说的，先关掉电源。然后检查哪里出了问题。是大卷没放正，卡在了刀片和滚轴之间。他试着用手去拉，但卡得很紧。又去找工具——旁边有个小铁棍，他试着撬，但不敢太用力，怕把纸卷弄破。
弄了十几分钟，满头大汗，还是没弄出来。
“让开。”
一个声音在旁边响起。吴普同抬头，是个五十多岁的老师傅，脸上皱纹很深，口罩戴得严严实实。
老师傅看了看情况，从口袋里掏出个小扳手，这里敲敲，那里撬撬，三下两下就把卡住的纸卷弄出来了。
“新手吧？”老师傅问，声音沙哑。
“第一天来。”
“这机器老，放卷的时候要对准，差一点都不行。”老师傅说，“下次注意。”
“谢谢。”
老师傅摆摆手，回到自己的机器前去了。
吴普同重新启动机器。这次他仔细对准，确认没问题了才按下按钮。机器正常运转起来。
他松了口气，但心里沉甸甸的。就这么一个小故障，耽误了将近二十分钟。二十分钟，少切了多少卷？少赚了多少钱？
他不敢细算，继续干活。
中午十二点，休息的铃声响了。
机器陆续停下来。工人们摘下口罩，露出疲惫的脸。大家沉默地走出车间，走向水房。
吴普同也摘了口罩。纱布已经完全湿透了，变成深灰色，上面沾满了纸屑和灰尘。他感觉脸被闷得发红发痒，呼吸却一下子顺畅了许多——虽然空气里还是满是粉尘。
他走到水房。那是个简陋的小房间，有个水槽，一个烧开水的铁炉子。几个工人在排队接热水泡面，有的在啃自己带的馒头咸菜。
吴普同找了个角落坐下，拿出饭盒。馒头已经凉了，硬邦邦的。他就着咸菜吃，吃得很慢，没什么胃口。喉咙里还是痒，想咳嗽，他忍着，喝了几口水。
水是自来水，有股漂白粉的味道。但他顾不上了，太渴了。
旁边的工人在聊天，声音不大，带着浓重的本地口音。
“今天切了多少？”
“没数，估计五六百吧。”
“可以啊，老李手就是快。”
“快什么，机器老卡，耽误事。”
“你那台还算好的，我那台才叫破，刀片都不利了……”
吴普同默默地听着。五六百卷，也就是五六块钱。一天八小时，五六块钱。一个月干满三十天，不休息，也就一百五六。还不如在铜丝厂，虽然危险，但一天能有三十多。
他心里涌起一阵绝望。
但他没表现出来。吃完馒头，他把饭盒收好，又去接了杯水。然后走到车间外面，想透透气。
外面也很热，但至少空气新鲜些。他站在树荫下，看着厂区里来来往往的人。有运原料的货车开进来，扬起一片尘土。有工人推着满载成品的小车往仓库去。每个人都行色匆匆，脸上没什么表情。
这就是生活。他想。成千上万的人，每天在这样的环境里工作，为了养家糊口。他们可能从来没想过这份工作喜不喜欢，适不适合，只是需要一份收入，于是就来了，一天一天地干下去。
他想起父亲吴建军。父亲在北京工地打工，环境比这里好吗？恐怕也好不到哪里去。高空作业，烈日暴晒，钢筋水泥。但父亲从来没抱怨过，每次打电话回家，都说“挺好，别担心”。
为什么他就做不到？
因为他读了大学？因为他曾经有过不一样的期待？
还是因为他本质上就是“娇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