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村有个很美的名字，柳塘。村口确实曾有一口大塘，塘边几棵垂柳，春来柳絮如雪，夏夜蛙声一片。只是当我终于回来时，塘已半涸，浮着绿得发黑的浮萍，柳树也只剩下两棵枯干的老桩，像两个佝偻的老人守着无人问津的时光。
我离家那年十九岁，背着母亲连夜缝制的布包，里面塞了八个煮鸡蛋、两件换洗衣服，还有父亲偷偷塞给我的三十七块六毛钱。父亲送到村口那棵最大的柳树下就不走了，只说：“在外面不行就回来。”母亲没来，她躲在屋里哭，怕不吉利。
一去二十年。
二十年里，父母先后离世。我没赶上父亲葬礼，他在工地摔下来时我正在东莞一家电子厂加班，等我赶到家已经是三天后了。母亲走得更静悄悄，脑溢血，一个人倒在老宅门槛上，第二天才被邻居发现。我办完丧事就走了。
我离开村子的那天，堂叔送我到村口，叹了口气：“阿强，活着的人总得活下去。”
于是继续活下去。在流水线上每天重复同一个动作四千八百次，在十人一间的宿舍里听着不同乡音的鼾声，在城中村的苍蝇馆子吃五块钱的炒粉，在春节联欢晚会的背景音里数天花板的裂缝。
直到三十九岁这年，厂里说我们这批“老人”可以“自愿离职”，补偿一万八千块。主管说话时不敢看我们的眼睛。一万八千块，买断了我们最好的二十年。
我没去劳动局，没去争吵。只是忽然想起父亲的话：“在外面不行就就回来。”
回哪里呢？
柳塘的老宅还在等我吗？
长途汽车在坑洼的县道上颠簸了六个小时，窗外景色从工厂楼房渐变到田野山丘，又从田野山丘渐变到荒草萋萋。车上连我只有五个人，都沉默着，像运载着一车往事。
到镇上时已是黄昏，去村里的三轮车早就没了。我拎着一个褪色的行李箱走在记忆中的土路上，路却窄了许多，两旁长满齐腰的野草。偶尔见到几栋贴着瓷砖的新楼，门窗紧闭，阳台上晾着空荡荡的衣架。
村口的柳塘比我记忆中更小了，像一块被遗弃的绿玻璃。塘边立着“危险勿近”的木牌，字迹已经模糊。我站了一会儿，想起小时候和玩伴阿丽在这里捞蝌蚪，她总是怕滑进塘里，紧紧拉着我的衣角。
老宅在村西头最尾处。穿过半个村子，只遇到两个老人，他们眯着眼打量我，没认出是谁。我向他们打招呼，然后点点头，继续往前走。
老宅的模样让我在篱笆外站了很久。
土坯墙塌了一半，露出里面发黑的竹篾。屋顶的瓦片碎了大半，长着枯黄的野草。门板倒在堂屋里，门楣上那个“福”字还残留着一角红纸。院子里，母亲种的栀子花早就枯死，只剩下几根灰白的枝干。
我放下行李箱，推开那扇虚掩的院门，门轴发出漫长而痛苦的呻吟。
堂屋正中，父母的遗像还挂在墙上，玻璃裂了一道缝，正好划过他微笑的嘴角。八仙桌上积了厚厚一层灰，我用手指划了一下，灰
那天晚上，我先去看望堂叔一家，给了他几百块钱，回到家后，我在堂屋打了地铺。月光从破屋顶漏下来，照在父母的遗像上，他的眼睛在阴影里仿佛还在看着我。我点了一根烟，烟头的光在黑暗里明明灭灭，像这些年一个个无眠的夜晚。
“爸，妈，我回来了。”我对着空气说。
只有风声穿过破墙的缝隙，呜呜地响。
第二天我开始修房子。
堂叔送来一些旧工具，他老了很多，背驼得像虾。“回来就好，回来就好，人平平安安就好。”他重复着这句话，眼睛却看向别处。村里只剩三十多户人家，大多是老人，年轻人都去了广州、深圳，或者更远的上海、北京。
“阿丽呢？”我问堂叔，“她应该也嫁人了吧？小孩多大了？”
堂叔正在卷烟的手抖了一下，烟丝撒了几缕。“阿丽啊……她……她也去打工了，后来就失联了。”他也说不清阿丽到底去了哪里。
我没多想，以为阿丽在外省嫁人了。小时候，她总是跟在我后面，“阿强哥，阿强哥”地叫。她家在我家东边，只隔着一片菜地。夏天我们常一起偷地里的黄瓜，被发现了就跑，笑声洒满田埂。
修房子很慢，因为只有我一个人。我去镇上买材料，水泥、砖头、瓦片，雇了辆三轮车拉回来。村里的老人偶尔会来门口看看，说几句话，又慢慢踱回去。
“回来就不走了吧？”
“一个人怎么过呢？”
“要不要给你介绍个伴？邻村有个寡妇……”
我笑着摇头，继续和水泥。手掌很快磨出水泡，水泡破了，变成厚茧。身体是累的，心却有种奇异的平静。白天干活，晚上煮一锅面条，坐在门槛上吃，看月亮从东山升起来，星星一颗颗亮起。
有天夜里，我梦见母亲。她还是四十多岁的样子，在灶台前忙活，锅里煮着我最爱吃的红薯粥。醒来时眼角湿了，月光冷冷地照在空荡荡的灶台上。
一个月后，房子大致修好了。墙补上了，屋顶换了新瓦，门窗也重新做了。虽然简陋，但总算能遮风挡雨。我在院子里种了几棵栀子花苗，不知道能不能活。
修好房子的那天晚上，我买了瓶白酒，炒了两个菜，一个人坐在堂屋里喝。父母的遗像被我擦干净了，他笑得很温和，就像小时候每次我考了好成绩时那样。
喝到半醉时，我忽然听见有人敲门。
不是院门，是堂屋的门。轻轻的，一下，两下，三下。
我以为听错了，这时间谁会来？但敲门声又响起，这次更清晰。
我放下酒杯，走到门边，透过门缝往外看。月光下，院子里站着一个人影。
“谁啊？”我问。
“阿强哥。”一个女声轻轻地说。
那声音很熟悉，但又很遥远，像从水底传来的一样。
我打开门。
门外站着一个穿白裙子的女人，长发及腰，脸色苍白。月光照在她脸上，我认出那双眼睛——眼角微微上挑，像杏核的形状。
“阿丽？”我不敢相信。
她点点头，笑了，笑容里却有种说不出的哀伤。“阿强哥，你回来了。”
我请她进屋，手有些抖。二十年不见，阿丽似乎没什么变化，还是二十出头的样子，只是脸色太白了，白得像从未晒过太阳。
她坐在我对面的凳子上，双手放在膝上，姿势很端正。我给她倒茶，她摇摇头。“我不渴。”
“你什么时候回来的？”我问，“这些年你在哪里？堂叔说你失联了，我以为你嫁到外地去了。”
阿丽垂下眼睛，看着自己放在膝上的手。她的手指很细，很白，在月光下几乎透明。
“我没嫁人。”她轻声说，“阿强哥，我已经死了十五年了。”
堂屋里忽然很静，静得能听见自己的心跳。我以为听错了，或者是我喝醉了在做梦。
“你说什么？”
“我死了，十五年前。”阿丽抬起头，眼睛里没有泪，只有深深的悲哀，“我的魂魄飘了回来，一直在村里。只是之前太虚弱，没法显形。最近你回来了，你是我最好的朋友，人气旺了些，我也恢复了些力量，你才能见到。”
我不知道该说什么。理智告诉我这不可能是真的，但眼前的阿丽那么真实，月光照在她身上，地上有淡淡的影子——鬼魂有影子吗？我不确定。
“怎么……怎么死的？”我的声音干涩。
阿丽开始讲述，声音平静得像在说别人的故事。
她也去了城里打工，不是广东，是南京。在服装厂做缝纫工，每天工作十二个小时。住八个人的宿舍，吃最便宜的食堂。她省吃俭用，每个月往家里寄钱，梦想着攒够了钱，回来开个小裁缝店。
“那时候总想起你，阿强哥。”她说，“想你在广东过得好不好，会不会也像我们一样辛苦。”
第三年，她认识了一个男人，叫李建军。那人看着老实，对她也好。一个下雨的晚上，他送她回宿舍，路上说要带她去个好地方。
“我没多想，以为他就是想找个安静的地方说说话。”
李建军把她带到郊区一个废弃的工厂。在那里，他强奸了她，然后用一把屠宰刀开始分尸。
“他一边切一边唱歌。”阿丽的声音还是平静的，但身体开始微微颤抖，“唱《东方红》。他说他父亲最喜欢这首歌。”
我握紧拳头，指甲陷进掌心。
李建军的父亲是军队高官。阿丽的尸体被切成两千多块，分散抛在南京各处。警察发现了部分尸块，但李建军很快被保护起来。证据“消失”了，证人“改口”了。两个坚持追查的年轻警察，一个出了车祸，一个“自杀”了。
“和我一起死的，还有好几个女孩。”阿丽说，“都是打工的，从农村来的。没人记得我们，就像我们从未来过这世界一样。”
她们死的时候很年轻，和我离家时差不多大。
“我的魂魄想回家，飘了三个月才回到柳塘。”阿丽终于流下眼泪，泪是透明的，在月光下像珍珠，“我看见我妈整天路，我爸三年后喝农药死了。我家房子卖了，弟弟带着我妈去了外地，再没回来。”
“我在村里飘了十五年，看着柳塘慢慢干涸，看着老人一个个死去，看着房子一栋栋空掉。有时候我想，为什么我要回来？回来看着这一切慢慢消失？”
我给她递纸巾，她摇摇头，眼泪自己消失了。
“我想报仇，当年根本没能力。”阿丽看着我的眼睛，“我修炼了十五年，聚集怨气，就是想去南京找李建军。但我发现我去不了——我的魂魄被束缚在这里，离不开柳塘超过十里。”
她停了一下，继续说：“除非有人带我出去。”
堂屋里，月光移动了一寸，照在父亲遗像的玻璃上，反射出一点微光。
“我本来不想让你知道，阿强哥。我知道你也苦了一辈子。但昨天我看见你在院子里种花，认真的样子，和小时候一模一样。我就忍不住想……和你说说。”
我沉默了很久，酒已经完全醒了。
“他在南京？”
“不，他现在在上海，已经是高官了。家里有道士设了阵法保护，因为这些年他又害了不少人。”
我看着阿丽苍白的脸，想起小时候她总是跟在我后面，我爬上树摘桑葚，她在哗啦，我背她回家，她在我背上小声说：“阿强哥，你真好。”
“我带你去。”我说。
阿丽睁大眼睛：“阿强哥，这很危险。他已经不是当年的小混混了，他现在有权有势，还有道士……”
“我三十九岁了，阿丽。”我打断她，“父母死了，没老婆没孩子，在厂里耗了二十年，最后被一万八千块打发回家。你说，我还有什么好怕的？”
我笑了，笑声在空荡荡的堂屋里回响：“很多我们这代人都活够了，真的。在这个操蛋的世界里。”
阿丽的眼泪又流下来，这次她没有擦。
“明天我们就走。”我说。
第二天早晨，我去堂叔家，说要去上海找份工作。堂叔没怀疑，只是叹气：“这么大年纪了，还往外跑什么？”
“总得试试。”我说。
我把剩下的钱大部分留给了堂叔，托他照看老宅。“院子里的栀子花记得浇水，如果能活，明年就能开花了。”
堂叔点点头，眼睛里有点湿润。“早去早回。”
我没说什么时候回来。
阿丽不能白天出现，她藏在我随身带的一个小木盒里，那是母亲当年的梳妆盒，漆已经斑驳了。
坐上去县城的车，我从车窗看着柳塘渐渐远去。塘边的枯柳在晨雾中像淡淡的墨迹，渐渐模糊。这个我出生长大又逃离的地方，现在又要离开了，可能是最后一次。
火车上，我买了硬座。周围是各种口音的人，有去打工的年轻人，有探亲的老人，有跑生意的小贩。一个抱着孩子的女人没座位，我让了一半给她。她连声道谢，孩子睁着大眼睛看我。
“您去哪？”那母亲问。
“上海。”
“去打工？”
“算是吧。”
孩子伸手抓我的手指，软软的，热热的。我想起如果我当年结婚，孩子也该这么大了。但哪有姑娘愿意跟一个在流水线上耗尽青春的人呢？
夜里，车厢里安静下来，人们以各种姿势睡着了。我打开木盒，低声问：“你还好吗？”
阿丽的声音直接在我脑海里响起：“还好。谢谢你，阿强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