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对小林这种言行，知青点里大多人都不以为意，甚至觉得他是个另类，经常对他投以白眼。
廖敏一开始也觉得膈应，可时间长了，也就慢慢习惯了。
毕竟这几年，知青们走得七七八八，有的靠关系回城，有的去了工厂，曾经热热闹闹的知青点，早就没了往日的景象。
“一辈子扎根农村” 的誓言，说得多了，反倒像成了喊得最大声的人背负的枷锁，沉重得让人喘不过气。
散会的时候，公社秘书悄悄塞给廖敏一个鼓囊囊的信封。
她打开一看，里面除了五块钱的演出补助，还有一张省报的采访预约单。
廖敏正拿着信封发呆，熊建国从后面追了上来。
他肩上挎着个军绿色的挎包，里面露出半截红绸带，是排练时用的道具。
“市里要来拍纪录片，咱们得抓紧排新节目，可不能掉链子。”
熊建国说着，眼角的余光却不自觉地扫向巷子口——那里有几个知青正围着一份新到的《参考消息》，头凑在一起小声议论着什么，隐约能听到“广州”“恢复高考”之类的字眼。
从那以后，宣传队的日程就像被按下了快进键，忙得脚不沾地。
白天，他们要背着乐器、道具穿梭在各个大队巡演，有时候一天要跑两个村子，连吃饭都得在田埂上对付；晚上，还要应付络绎不绝的参观团，给他们表演、介绍经验。
最忙的时候，廖敏一天要重复六遍同样的发言稿，说到后来，她自己都恍惚了，觉得那些“扎根农村”的誓言，仿佛真的是从肺腑里说出来的真心话。
只有深夜回到知青点，看到宿舍墙上日渐稀疏的挂钩，廖敏才会猛地清醒过来。
原先挂着十二个人毛巾、挎包的墙上，现在只剩下几颗生锈的钉子空悬着，孤零零的。去年还热热闹闹的十二人间宿舍，如今只剩下她和熊建国的铺盖还卷在炕头上，显得格外冷清。
日子过得飞快，转眼就到了立冬。
那天，最后一批返城的知青把行李装上了拖拉机，突突的马达声在村口响了很久。
小林临走的时候，特意找到廖敏，往她手里塞了一包大白兔奶糖，语气带着点嘲讽：“傻子才真信你们那套‘扎根农村’的话，我先走一步，回上海吃大白兔去了。”
看着拖拉机扬起的漫天尘土，廖敏捏着那包还带着温度的奶糖，心里五味杂陈。
不远处，熊建国蹲在井台边，正拿着磨刀石磨他的红缨枪头——那是表演《少年强》时用的道具。
金属摩擦的声音尖利刺耳，像是要把空气都刮破。廖敏的脑海里蓦地闪过上个月去县里汇演时，文化馆老馆长偷偷跟她说的话：“小廖啊，跟你说个好消息，你爸平反了，城里的纺织厂已经给他留了岗位，你要是想回去，我可以帮你问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