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倏地想起离家那天，哥哥偷偷塞进行李箱的那包桂花糖。
当时她还嫌糖占地方，随手塞到了箱子最底下，可现在，那包糖的样子，甚至糖纸的每一道褶皱，都清晰地浮现在脑海里，甜得让人心头发酸。
审批表上“家庭团聚”四个铅字在夕阳下泛着冷硬的光，没有一点温度。
墙角，那面演出时用的红旗还挂在那里，透着前日暴雨后的潮气，带着一股淡淡的霉味。
两种迥异的气息在鼻腔里冲撞——一边是家的甜，一边是这里的潮，让她突然想起在石灰窑演出的那天，汗水和脸上的油彩混在一起的味道，咸咸的，却格外真实。
直到这一刻，廖敏才惊悟过来：那些曾经喊得响亮的“扎根农村”的誓言，早就像晒谷场上的稻草人——外表看起来还立着，可里面的筋骨稻草，早就被岁月一点点蚀空了，只剩下一个空架子。
想通了这一点，廖敏心里豁然开朗。
她转身跑出宿舍，一路跑到仓库，翻出那本积了灰的创作本。
她吹掉本子上的灰尘，打开第一页，拿起笔重重地写下标题：《新山村的故事》。
这一次，故事的主角不再是穿军装的知识青年，而是那些真正扎根在这里的人——包着头巾、走村串户的赤脚医生，戴着草帽、开着拖拉机耕地的年轻社员，还有那些在田埂上追逐打闹、眼里满是星光的孩子……
写完标题，廖敏抬起头，窗外的夕阳正慢慢落下，把天空染成了温暖的橘红色。
她知道，无论未来是否离开这里，这段在大塘寨的日子，这些关于文艺宣传队的记忆，都会永远留在她心里，成为最珍贵的宝藏。
日子像苏麻河的水，悄无声息地淌着，转眼几年过去，苏麻河大队的知青们走得只剩廖敏和熊建国两个人。
回想1967年，那时候多热闹啊！
42名下放知青背着行李，浩浩荡荡地走进大山，把沉寂的苗寨搅得热气腾腾。
可到了1971年，冷清就开始了——小宋托关系调去了吉首的工厂，小吴也借调到腊尔山粮店，再也没回来。
1972年往后，“走”成了知青点的主旋律：有的埋头苦读考上中专，有的凭着表现被推荐去工农兵大学，还有的托亲戚找门路，赶上城里招工就急匆匆回了家。
就算一时走不了的，也绞尽脑汁想“转点”，宁愿去条件稍好的生产队，也不想在这穷山沟里熬日子。
剩下实在没路子的，就盼着上学能暂时脱身。
卫生学校的护士班曾是条好出路，阿秀和阿符就是这么走的。
可谁能想到，护士班毕业，她们还是没能离开这片山——阿秀被分到腊尔山区医院，阿符去了两林乡的卫生所，绕来绕去，还是没逃出这大山的圈子。
就这么着，知青们像候鸟似的，一批批离开了苏麻河。曾经满是欢声笑语的知青点，渐渐没了动静；田埂上再也听不到知青们叽叽喳喳讨论城里新鲜事的声音，大山苗寨又恢复了往日的沉寂，静得能听见风吹过玉米叶的“沙沙”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