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就会拿着自家分到的猪肠，去找爱吃猪肠的人家，换一些猪肝回来，双方都高高兴兴的，各取所需。
但在生产队公开分配的猪肉中，大家公认肥肉，也就是肥膘，才是最好的东西！
因为肥肉可以切成小块，放进大铁锅里，用柴火慢慢熬炼，熬出香喷喷的猪大油。
熬好的猪油冷却后，会凝结成雪白的固体，存放在陶瓷罐里，可以吃上很长一段时间。
平时炒菜、做饭的时候，挖一勺猪油放进锅里，猪油融化后，香味瞬间就出来了，炒出来的菜也格外香，连拌米饭都好吃。
这也是为什么社员们每次去供销社买肉，都要早早地去——去晚了，货架上就只剩下瘦肉了，根本抢不到肥肉。
虽然按规定，肥肉的价格比瘦肉要贵一些，但在物资匮乏的年代，肥肉提供的油脂和热量，是金贵的“营养粮食”，能让家人吃得更饱、更有劲儿，所以远比瘦肉更受社员们青睐。
若是家底稍微厚实些的人家，或者家里劳力多、挣的工分多、口粮自然也宽裕些的农户，一年里要是能养出两头以上的肥猪，按公社的规定，从第二头猪起，就必须整头卖给公家，也就是供销社。
这种交售，农户只能收到卖猪的钱款，却不会得到宝贵的肉票。
在那个年代，肉票可比钱金贵多了——钱再多，没有肉票也买不到平价肉，只能买价格更高的议价肉，普通人家根本舍不得。
所以，很多农户宁愿少养一头猪，也想多留一头，能分到些肉票，让家人多吃几顿肉。
因此，在那个物资相对匮乏的年代，看一户人家一年到头能不能吃上足够多的猪肉，能不能做上几串熏腊肉挂在灶头，往往就成了判定他家日子是否过得殷实、是否让人羡慕的重要标志。
熊建国看着乡亲们分到猪肉后脸上洋溢的笑容，听着院子里热闹的谈笑声，心里也暖暖的——他知道，这不仅仅是一顿肉，更是乡亲们对一年辛劳的犒劳，是对美好生活的期盼。
在那个物资匮乏的年代，多数社员一年到头的日子里，饭桌上难见半点荤腥，唯有在杀年猪或过年这两个特殊时候，才能痛痛快快地吃上一顿肉，把肚里的馋虫好好安抚一番。
说来也怪，一到盛夏时节，正是农村“双抢”（抢收早稻、抢种晚稻）最忙最累、社员们顶着烈日在田里弯腰劳作、体力消耗最大的当口，按说最需要油水补充能量，可灶台上的肉碗却总是空空如也——不是不想吃，是实在没肉可吃。
开春杀的猪早就吃完了，新养的猪还没长大，只能靠着咸菜、豆腐下饭，硬撑过这段苦日子。
大塘寨自古就奉行着“有福同享” 的朴素哲学，用当时公社干部常说的话来讲，就是 “大团结主义”。
寨子里但凡谁家有了喜事，比如娶媳妇、生娃娃，或是像杀年猪这样的大事，必定是“有酒一起喝，有肉一起吃”，无论老少贫富，绝不让一个人落了单。
哪怕家里条件再差，主人家也会匀出一口肉、一杯酒，让乡亲们都沾沾喜气。
那日，熊建国跟着几个年轻社员从供销社交完猪肉回来，刚走到村口，就远远瞧见大队院子里热闹非凡，七八张方桌沿着墙根摆开，桌腿底下还垫着石头，防止桌子摇晃。
乡邻们有的搬着小板凳，有的直接坐在门槛上，生产队干部和他们这些知青也都围坐在桌前，说说笑笑，热闹得像赶大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