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一队的队部条件简陋，只有一间带火炕的房间能当宿舍，被大家称为“集体户”。
一队队长孙康是个四十多岁的东北汉子，皮肤黝黑，身材魁梧，说话嗓门洪亮。
他看着八位女知青，又看了看郑伟和韩哲，挠了挠头，最后拍板决定：让八位女知青住在“集体户”里，挤在一铺大炕上；而郑伟和韩哲则被临时安排住在他自己家中，和他十岁的小儿子孙小柱挤睡在同一铺滚热的火炕上。
就这样，郑伟和韩哲每天早上从孙队长家出发，去队部和女知青们汇合，一起上工；晚上收工后，再回孙队长家睡觉，一日三餐则都在队部的大食堂解决，和八位女知青在一个大锅里吃饭——锅里的饭菜简单得很，多半是玉米糊糊、窝窝头，就着咸菜，偶尔能见到一点猪油星子，就让大家兴奋不已。
孙队长家有两个孩子，大女儿名叫孙小芳，当年和郑伟同岁，也是19岁。
小芳皮肤是健康的小麦色，梳着两条粗辫子，说话带着东北姑娘特有的爽朗，干起活来麻利得很，每天跟着社员们一起下地，一点也不比男劳力差。
郑伟刚到的时候，小芳还帮着他们收拾行李，教他们怎么烧火炕、怎么适应东北的气候，让郑伟心里多了几分暖意。
从温润的江南乍然来到苦寒的东北，郑伟本以为，只要熬过那滴水成冰、零下二三十度的严寒，就算是闯过了第一道难关。
他特意带了厚厚的棉袄棉裤，可到了东北才发现，寒风像刀子一样刮在脸上，还是冻得他直打哆嗦。
然而，现实很快就给了他更沉重的打击——比严寒更难忍受的，是紧张又繁重的生产劳动，那才是真正考验人的严峻挑战。
时间转眼到了三月下旬。若在故乡上海，此时早已是草长莺飞、桃红柳绿的阳春景象，弄堂里的白玉兰都该开花了。
可在北国的头道沟，严寒依旧牢牢盘踞在这片土地上，丝毫没有退去的意思：山岭背阴处的厚厚的残雪顽固不化，踩上去咯吱作响；河沟里结着三尺多深的冰层，坚硬如铁，足以承载载重马车来回穿行，甚至有人在冰面上滑冰玩。
这一切都在无声地宣告着：春天，还远未降临这片黑土地。
尽管田间暂时没有播种、插秧之类的紧要农活，但勤劳的东北社员们丝毫没有闲着，而是投入到了轰轰烈烈的水利建设中。
村西的山岭上，社员们挥舞着锄头、铁锹，正在奋力垦荒——他们烧掉枯黄的荒草，清理出地里大大小小的碎石块，试图将这原本贫瘠得“鸟不拉屎”的碎石窝子，改造成春天能播种玉米、大豆的好田地。
村东的山沟里，“轰隆隆”的炮声此起彼伏，震得地面都微微发颤，这是社员们在炸掉乱石岗，平整土地，为在垭口修筑拦水坝做准备，好拦住夏天的雨水，用来浇灌庄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