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乱世，金戈铁马，英雄辈出。世人皆颂诸葛武侯鞠躬尽瘁，叹关张赵马黄勇冠三军，却少有人知，在成都深宫之内，有一位以一身正气撑持朝纲的臣子。
他无北伐之功，无开疆之绩，却以公心为刃，以直谏为盾，上匡君主，下抑奸佞，守住季汉最后的清明。
他便是董允，字休昭，蜀汉四英之一，一个被史书轻描淡写，却撑起季汉后半程的孤直忠臣。
陈寿在《三国志》中叹其“秉心公亮”，蜀人追思其德，将他与诸葛亮、蒋琬、费祎并称为“四英”。
董允的人生底色，从出生起便已注定。
他的父亲董和，字幼宰，是汉末三国时期有名的清官廉吏。董和祖籍南郡枝江，祖上本是巴郡江州人，汉末天下大乱，董和率领宗族西迁益州，被益州牧刘璋任命为牛鞞长、江原长，后升任成都令。
当时的蜀地，历经多年安稳，富庶繁华，豪门世家奢靡成风，婚丧嫁娶极尽铺张，富商大贾衣着锦绣，饮食珍馐，甚至逾越礼制，效仿王侯。
董和上任后，以身作则，粗衣蔬食，严令禁止奢靡逾制，制定规矩约束民风。他为官清廉，执法公正，深得百姓爱戴，却也得罪了当地豪强。
豪强们向刘璋进谗言，请求将董和调任巴东属国都尉，结果成都百姓扶老携幼，数千人拦路挽留，刘璋无奈，只得让董和留任两年。
两年后，董和升任益州太守，依旧清廉简约，对待少数民族推心置腹，南中百姓无不敬服。
刘备平定益州后，征召董和为掌军中郎将，与诸葛亮共同处理左将军大司马府事务。两人共事七年，志同道合，董和遇事尽心尽责，哪怕一件事有不妥之处，也会反复往返十次，向诸葛亮直言进谏，毫无保留。
诸葛亮后来担任丞相，教导下属时，每每提及董和，都满是追思与敬佩：“参署的职责，就是集思广益，若为了避开小嫌隙，不敢反复劝谏，就会造成过失。徐元直能直言不讳，董幼宰更是勤恳尽责，事有不至，十反启告。若能学到他们的一分忠心，就能少犯许多过错。”
董和为官二十余年，去世时家中没有一石多余的粮食，没有一件值钱的财物，清廉之名，传遍益州。
董允自幼生长在这样的家庭，父亲的正直、清廉、忠诚，如同刻在骨血里的印记，深深影响着他。
彼时的天下，群雄逐鹿，刘备历经半生颠沛，终于在益州站稳脚跟，建立季汉基业。章武元年，刘备称帝，立刘禅为太子，深谙董允品行的刘备，当即选中董允，任命他为太子舍人，后调任太子洗马。
太子舍人、洗马，皆是太子身边的近臣，负责陪伴太子读书、处理东宫事务，是未来皇帝的核心班底。能担此任者，必是君主极度信任、品行无可挑剔之人。
章武三年，刘备在白帝城病逝，临终前托孤于诸葛亮，嘱咐刘禅：“汝与丞相从事，事之如父。”
十七岁的刘禅即位，改元建兴，史称后主。董允随之升迁，被任命为黄门侍郎。黄门侍郎是宫廷近臣，负责传递诏令、侍奉皇帝，身处权力核心，是连接皇帝与朝堂的关键职位。
此时的季汉，内有百废待兴，外有魏吴环伺，诸葛亮身为丞相，总揽朝政，励精图治，南征平乱，积蓄力量，准备北伐中原，兴复汉室。建兴五年，诸葛亮率军进驻汉中，筹备北伐事宜。
临行前，诸葛亮最放心不下的，不是前线的战事，而是后方的宫廷。后主刘禅年轻，涉世未深，不辨忠奸，容易被身边小人蛊惑。一旦宫廷生乱，前方北伐必将功亏一篑。
在诸葛亮心中，能托付宫廷事务，匡正君主过失的人，唯有董允。
董允秉心公亮，正直无私，侍奉太子多年，对刘禅忠心耿耿，且不慕名利，不结党羽，是守护宫廷的最佳人选。于是，诸葛亮写下千古名篇《出师表》，在表中，他向后主郑重举荐董允：
“侍中郭攸之、费祎，侍郎董允等，此皆良实，志虑忠纯，是以先帝简拔以遗陛下。愚以为宫中之事，事无大小，悉以咨之，必能裨补阙漏，有所广益。若无兴德之言，则戮允等以彰其慢。”
一句“悉以咨之”，将宫中大小事务，尽数托付给董允等人；一句“戮允等以彰其慢”，可见诸葛亮对董允的期许之重，也将董允推到了宫廷核心的位置。
在诸葛亮看来，董允就是宫廷的“定海神针”，有他在，就能杜绝奸邪，保证后主不被迷惑，后方安稳无忧。
诸葛亮北伐后，立即调整人事，任命费祎为参军，随自己出征汉中，董允则升任侍中，领虎贲中郎将，统辖宿卫亲兵。
侍中，是皇帝的首席顾问，可出入宫廷，参与决策，话语权极重；虎贲中郎将，统领宫廷宿卫亲兵，手握皇宫兵权，负责皇帝与宫廷的安全。一文一武，一内一外，董允身兼两职，成为季汉宫廷的实际掌控者。
一同担任侍中的郭攸之，性格温和，为人随和，只是挂名充数，不敢直言进谏。于是，宫中劝谏、规正、防奸的重任，尽数落在董允一人肩上。
董允没有辜负诸葛亮的托付，更没有辜负刘备的知遇之恩。他上任后，坚守原则，处事公正，以“防制奸邪、匡救君主”为己任，将宫廷治理得井井有条，朝堂风气为之一清。
他深知，自己的职责不是迎合皇帝，而是守护江山；不是明哲保身，而是直言敢谏。从这一刻起，董允便成了刘禅身边最“不听话”的臣子，也成了季汉最忠诚的守护者。
后主刘禅，自幼生长在深宫之中，没有经历过父亲刘备的颠沛流离，不懂创业之艰难，随着年龄增长，渐渐生出享乐之心。
他贪恋美色，想要广选民间美女，充实后宫。这一想法，在朝堂之上无人敢反对，毕竟是皇帝的私事，大臣们多不愿触怒龙颜，唯有董允，坚决反对。
董允面见刘禅，义正词严地劝谏：“古者天子后妃之数不过十二，如今陛下嫔嫱已具，足够侍奉左右，不宜再行增益。选美充后宫，只会耗费民力，扰乱朝政，臣不敢奉诏！”
一番话，说得刘禅面红耳赤，无言以对。他想发火，却知道董允所言皆是正道；想强行下令，又忌惮董允的正直与朝中的声望。最终，刘禅只能作罢，再也不敢提及扩充后宫之事。
此事之后，刘禅对董允愈发敬畏，宫中之事，无论大小，都要先询问董允的意见，不敢肆意妄为。
董允对刘禅的匡正，从不顾及君主的颜面，只问是非对错。他深知，君主的一言一行，关乎国家兴衰，若是纵容君主的私欲，便是对江山社稷的不负责任。
有一次，刘禅想要游玩散心，下令修缮宫苑，添置珍玩，耗费大量民脂民膏。董允得知后，立即上书劝谏，言辞恳切：“先帝创业未半而中道崩殂，天下三分，季汉最贫弱，此诚危急存亡之秋也。陛下当亲贤臣，远小人，励精图治，以兴复汉室为念，岂能贪图享乐，荒废朝政？”
他跪在大殿之上，反复陈述利弊，直到刘禅收回成命，才肯起身。
在董允面前，刘禅没有皇帝的威严，只有臣子的本分。董允不像诸葛亮，以丞相之尊、相父之礼，总揽朝政，让刘禅敬畏；董允只是以侍中之职，坚守臣子的职责，用正直与忠诚，一点点约束刘禅的任性，让他不敢偏离正道。
陈寿在《三国志》中记载：“后主益严惮之。”一个“惮”字，不是惧怕董允的权势，而是敬畏他的正直，信服他的忠诚。
董允不仅匡正君主的行为，更引导君主亲近贤臣，远离奸佞。他时常向刘禅举荐贤才，讲解治国之道，希望刘禅能成为一位明君。他从不结党营私，不攀附权贵，一心只为国家，只为后主。
当时的朝堂，蒋琬为尚书令，总理朝政，费祎辅佐，董允镇守宫廷，三人同心协力，恪守诸葛亮留下的制度，季汉政局稳定，百姓安居乐业，呈现出一派清明景象。
蒋琬深知董允的功劳，上书刘禅，请求将益州刺史之位让给费祎和董允，又上表称赞：“董允内侍历年，翼赞王室，宜赐爵土以褒勋劳。”
如此大功，加官进爵，理所应当。可董允得知后，坚决推辞，多次上书，不肯接受封赏。他说：“臣受先帝、丞相知遇之恩，侍奉陛下，尽职尽责，乃是本分，岂敢贪图爵位封地？”
在他心中，官位、爵位、财富，皆是身外之物，唯有守护季汉，辅佐君主，才是自己毕生的追求。他一生清廉，不置产业，不贪钱财，如同父亲董和一般，两袖清风，一身正气。
刘禅也曾私下想要赏赐董允田地宅院，甚至悄悄将分水镇划给董允，作为他子孙后代的封地。董允得知后，连夜骑马赶回，当面拒绝刘禅，将田地尽数归还百姓，烧毁地契，分文不取。
他的清廉，他的正直，让满朝文武无不敬佩，也让刘禅愈发敬重，不敢有丝毫怠慢。
君主身边的奸佞，从来都是朝政的祸根。随着刘禅逐渐长大，身边渐渐聚集了一些阿谀奉承之徒，其中最受宠信的，便是宦官黄皓。
黄皓为人狡黠，善于察言观色，阿谀谄媚，用尽心思讨好刘禅，深得后主欢心。他野心勃勃，不甘于只做一个普通宦官，想要干预朝政，攫取权力，在宫中培植自己的势力。
一时间，宫廷之中，黄皓狐假虎威，欺压宫人，勾结小人，扰乱秩序，朝堂之上，也有一些官员想要依附黄皓，谋取私利，季汉宫廷，渐渐生出奸邪之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