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机降落在戴高乐机场时，是巴黎的清晨六点。
天色灰蒙蒙的，下着小雨。雨丝细细的，像一层薄纱罩在城市上空。空气里有股潮湿的味道，混着咖啡香和烤面包的味道——典型的巴黎早晨。
沈炼一行人是第一批下机的乘客。穿过空旷的候机楼，外面已经有车在等了。这次不是SUV，是一辆黑色的标致508，看起来普通得不能再普通。
司机是个法国男人，五十多岁，头发花白，穿着呢子大衣。他没多话，只是点了点头，示意他们上车。
车开进市区。巴黎的街道很窄，两边是灰色的奥斯曼建筑，阳台上摆着花盆，窗户紧闭。雨刷在挡风玻璃上来回摆动，发出单调的“唰唰”声。
“直接去停尸房。”沈炼说。
司机点点头，转了个弯。
巴黎法医中心的停尸房在市郊，一栋灰白色的现代建筑，看起来像个大型仓库。门口没什么人，只有几个穿制服的警察在抽烟，看到他们下车，警惕地看了几眼。
一个穿白大褂的中年女人从里面走出来。她戴着眼镜，头发扎得很紧，脸上没什么表情。
“卡塞尔学院？”她用英语问。
“对。”沈炼出示了证件。
女人看了眼，点点头：“跟我来。”
停尸房比里约的那个大得多，也冷得多。冷气开得很足，一进去就能看见自己呼出的白气。一排排不锈钢冰柜整齐排列，像图书馆的书架。
女人拉开其中三个。
“这是最新的三个。”她说，“死亡时间都在昨晚十点到凌晨两点之间。”
沈炼走上前。恺撒、楚子航和路明非跟在他身后。
第一个死者是个男人，看起来四十多岁，胡子拉碴，头发油腻地贴在头皮上。他穿着破旧的夹克和牛仔裤，脚上的运动鞋已经开胶了。皮肤是那种熟悉的灰白色，嘴唇发紫，眼睛半睁着，瞳孔已经散了。
沈炼注意到他的胸口。左胸位置有一个整齐的切口，大概十厘米长，缝了线，但缝得很粗糙，像匆忙缝合的。切口周围很干净，没有血迹，皮肤边缘整齐得像是用尺子画出来的。
“心脏被取走了。”女人说，“手法很专业。切断了主动脉和静脉，完整剥离，没有损伤周围组织。”
她顿了顿：“像是外科医生做的。”
第二个死者也是个男人，更年轻些，可能三十出头。同样的灰白色皮肤，同样的胸口切口。不同的是，这个死者的左手腕上有个褪色的纹身，看起来像条蛇。
第三个是女人，五十多岁，头发花白，脸上有很多皱纹。她穿着好几层衣服，最外面是件脏兮兮的羽绒服。胸口同样有切口。
“身份都确认了吗？”恺撒问。
女人点头：“都是流浪汉。第一个叫让·杜邦，在巴黎街头流浪了三年。第二个叫马塞尔·勒费弗尔，有精神病史，从疗养院跑出来的。第三个叫伊莎贝尔·莫罗，丈夫去世后无家可归。”
她拿出一份档案：“巴黎警方已经调查过他们的社会关系——基本没有。没有家人联系，没有固定住所，连常去的救助站都不固定。所以死了几天才被发现。”
楚子航俯身，仔细检查切口。他戴着手套，用手指轻轻按压切口周围的皮肤，然后抬头：“工具很锋利。可能是手术刀，也可能是特制的刀具。”
“而且速度很快。”沈炼说，“从切口到取出心脏，再到缝合——整个过程不会超过五分钟。死者没有挣扎的痕迹，说明是在短时间内失去意识的。”
路明非站在后面，没敢靠太近。他看着那三具尸体，胃里有点翻腾。不是因为血腥——实际上没什么血，尸体很干净——而是那种……漠然。这些人活着的时候没人关心，死了也只是冷冰冰地躺在这里，等着被解剖，被记录，然后被忘记。
“还有其他发现吗？”恺撒问。
女人摇头：“没有。除了心脏被取走，身上没有其他外伤。没有注射痕迹，没有搏斗痕迹，甚至没有约束痕迹。就像……他们自愿躺下让人开膛一样。”
“自愿？”路明非小声重复。
“或者说，被控制了。”沈炼说。
他直起身，摘掉手套，扔进医疗废物桶：“巴西的那个胖子是靠暴力制服受害者，然后注射、吸血。但这次的凶手不一样——更精细，更专业，目的也更明确。”
“取心脏干什么？”恺撒皱眉，“炼金术？还是某种仪式？”
“不知道。”沈炼说，“但肯定不是随便取的。”